8月13日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纪念日，同时是《大公报》香港版创刊纪念日。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向驻守在闸北宝山路及八字桥的中国保安部队发起了进攻，「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一年后的1938年8月13日，《大公报》香港版创刊，编号继沪版。这张始于津门的报纸，由于抗战义不受辱，绝不投降，不断南下，几经播迁，落脚于香港，自此与香港结下不解之缘。

香港《大公报》记录了香港的发展与变迁。香港《大公报》秉持「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国，始终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和香港的繁荣稳定鼓与呼。

抗战全面爆发，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大公报》上海版在社评《不投降论》表达了大公报人对国家的诚挚情感：「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胡政之亲自领导導 在港创投基业

此后，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和重庆版，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和桂林版。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仍获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誓言不在日寇佔领下出报的报馆一个接一个被委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共赴国难，曾历经六次播迁。胡政之审时度势，做出在香港开创一方天地的决定。因为，无论是从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还是从报馆自身发展来讲，他都必须另闢蹊径，创建新的基业。

据《〈大公报〉百年史》记述，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交通阻隔，《大公报》有一批从国外订购的卷筒白纸积压在广州、香港。于是，胡政之派张蓬舟南下香港，一方面负责卷筒纸的转运，一方面顺便了解香港中文报纸的发行情况。张蓬舟到港后，很快完成了胡政之交办的任务。不久，胡政之、张季鸾相继飞港进行实地考察，并对在港办报的可能性予以了论证：香港地处南疆，环境生疏，适应困难，营业上没有把握，亏损在所难免；但它属英国统治，只要英、日不宣战，香港暂时会是一块淨土。斟酌再三，胡政之、张季鸾最终还是决定在香港创建《大公报》新的基业。决策之后，张蓬舟留港着手港馆的筹备工作。

上海抗战一周年 港版面世

根据胡政之的要求，张蓬舟首先办理了立案手续，然后租定了馆所。但由于受到英国法律的牵绊，筹备工作进展仍较迟缓。1938年3月，胡政之率领杨曆樵、李纯青等人赶赴香港，亲自领导港馆的建设。

1938年8月13日，即上海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大公报》香港版终于与港粤人士见面了，编号继沪版。当日出版八个版，港馆地址为香港皇后大道中33号三楼。人员设置为：胡政之主事，许萱伯任经理兼编辑主任，杨曆樵任翻译主任，李纯青任日文翻译兼写社评，萧乾任副刊主编。

在当日社评《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中指出，「我们是天津报。十几年来，南华同胞，本来给过我们不少的援助。民二五，北方外患日急，我们移总公司于上海，发行上海版。去年卢沟桥之变后，平津沦陷，我们义不受辱，天津报自动停刊……上海报则撑持至沪市沦陷以后，终因拒绝非法检查而停刊。这是去年十二月十四日之事。在这一年的民族神圣自卫战之中，我们在津在沪的事业，都玉碎以殉国。」社评续指出发刊香港版的原因，「自今天起，我们兼发行香港版。此事筹备，已历数月，今天纔得与粤港同胞相见。我们此举，纯因广东地位，异常重要，中国民族解放的艰难大业，今后需要华南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们更参加到粤港同业的队伍里面来，想特别对于港粤及两广各地的同胞，与南洋侨胞，服务效劳，做一点言论工作……倘承各界同胞鼓励着，教导着，使本报在南华全体同胞为国奋斗的伟大过程中，能尽一点力，能留一点印象，我们就不胜光荣之至了。」

另一篇题为《八·一三一周年》的社评呼吁：「大家今后，要更团结，更牺牲，更勤奋工作。一年来我们百万战士以流血得来的新中国的基础与荣誉，要靠全体同胞，以血，以汗，以团结精神，以组织力量，继续保持，以求最后胜利！而我们必须这样，纔对得起殉国英灵，也纔不算虚度今天八一三的伟大纪念！」

广纳人才 扩大海外影响

《大公报》香港版初创时，胡政之千方百计地网罗人才，为《大公报》香港版组建队伍。他一方面从各处召回金诚夫、徐铸成、章丹枫、许君远、蒋荫恩、曹世瑛等旧部，一方面吸收李侠文、马廷栋、杨刚等新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港馆骨干，为《大公报》在香港的早期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金诚夫和徐铸成两人分别任经理和编辑主任。张季鸾每年总要住港数月，指点言论，襄赞馆务。《大公报》香港版每天出两大张共8个版，后来又增出《大公晚报》，每天午后亦出两大张。为了节省开支，1940年胡政之又决定将报馆从热闹的皇后大道中搬至利源东街一幢三层的陈旧木房里。

可以说，港馆的创设对于《大公报》甚至对于整个中国报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首先，在港馆的创设过程中，组建了一支可贵的队伍，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报人。其次，港馆的创设扩大了《大公报》在海外的影响，正如金诚夫在回忆中所说：「世界各地，凡有中国使领馆、中华会馆和中华学校的地方，几乎没有一处不是《大公报》港版的直接订户。这种情况，为国内任何地点办报所未有。」

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方汉奇在《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一文指出，不论是内地的那一摊，还是香港的这一摊，都是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事业的继承者，都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她们的每一份业绩，都是整个《大公报》业绩的组成部分，都将载入《大公报》百年史的史册。

香港沦陷毅然停刊 与读者「在黎明时相见」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2日日军侵佔九龙，《大公报》香港版于13日出版后停刊，终刊号社评《暂别读者》引文天祥「留得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慨然自励，宣称「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和亲爱的读者们，在黎明时相见！」

1942年2月19日，《大公报》桂、渝两版同时刊登《本报港版停刊经过》，表达了港版誓与祖国同命运的决心：「我们明知港馆必遭毁灭，而不能不忍受牺牲，支撑到底……本报的资产损失，则达二百万以上。」

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春，胡政之率费彝民、李侠文等人赴港筹备复刊《大公报》港版。1948年3月15日，《大公报》香港版正式复刊。复刊号报头下印有「一万五千九百三十四号」，费彝民为经理，李侠文为编辑主任。香港《大公报》继承英敛之时期以来《大公报》的爱国传统，使《大公报》爱国思想的这条主线，一直延续至今。

《大公报港版复刊辞》回顾艰辛历程，并坦陈复刊的意图：「我们在八年抗战中，事业由黄河而到长江流域，由长江流域而到珠江流域，一切都是团体行动，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我们还是本着书生以文章报国的本心，恢复港版，想要利用经济比较安定的环境，加强我们为国家民族服务。」

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起始于1938年8月13日，中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一度停刊。1948年3月15日复刊后，除了被港英当局被迫停过一段很短时间外，没有中断地连续出版至今，是各版《大公报》中出版时间最长的一家。

扬威海外：获密苏里新闻奖 嘉许不胜不止精神

重庆、香港和桂林坚持出版之时，美国密苏里大学鉴于《大公报》的出色表现，决定授予《大公报》1941年度最佳新闻事业服务荣誉奖章。这不仅是对《大公报》的褒奖，也是中国报界的一项殊荣。

5月15日，密苏里奖章颁授日，《大公报》渝、港、桂三馆都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大公报》以其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和坚定不移的爱国立场为中国报纸在世界上赢得了荣耀。大公报的版面上也洋溢着喜庆，除了刊登贺电、贺信外，重庆、香港、桂林三版都发表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赠予《大公报》的《奖状全文》：

「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该报自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持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持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曾遇经济上之困难，机会上之不便以及外来之威胁，仍能增其威望。该报之机器及内部人员，曾不顾重大之困难，自津迁沪抵汉以至渝港两地，实具有异常之勇气机智及魅力。该报能在防空洞中继续出版，在长时期中间仅停刊数日，实见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其能不顾敌机不断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顽者。」

在这场付出巨大牺牲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大公报》和大公报人义无反顾地成为「百折不挠地的主战派」，用风骨和气节，「不胜不止」，打到「日本投降矣」！新记《大公报》同时为百年报业开闢出一条「新路径」，1941年5月获得世界性的荣誉，把「立言为公、文章报国」的精神品格坚持到底。（大公报 记者 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