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个记者节，悄然而至。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以不断奔跑、深入挖掘和深刻洞察来捍卫真相的调查记者们，聚焦这个新媒体时代新闻业极为珍贵的存在。

这个时代，赋予调查记者前所未有的工具、渠道和与公众互动的能力。信息获取广度的拓展、速度的加快，报道传播效率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记者与受众新型“传受关系”的构建……都让调查记者的报道更高效、更深刻地影响社会。

同样，这个时代也给调查记者带来了深深的困扰。经济的压力、“后真相”的迷雾以及浮躁的传播生态，正在让曾经红火一时的调查报道举步维艰。

传统媒体“二次广告”商业模式式微，导致营收萎缩，难以支撑耗时漫长、成本高昂的调查报道。新媒体普遍追求“快”和“爆”，这与调查报道所强调的“慢”和“深”形成了根本矛盾。

当传统媒体面临巨大的流量压力时，其报道选题也会在不经意间转向容易博取流量的“热点”，而非具有重大公共价值、但却是“冷点”“冰点”的议题。

“人人都是麦克风”的传播环境，极大地模糊了新闻的专业门槛，各种自媒体、营销号为了流量而“带节奏”，致使“反转新闻”层出不穷，不断挤压着调查记者的生存空间。

在这个众声喧哗、信息过载而真相供给又不足的时代，受众已逐渐习惯快餐式阅读，习惯了接受符合自身偏好的信息“投喂”，对于深度、复杂的调查报道缺乏耐心，这使得调查记者难以获得应有的关注和尊重。

人们不禁要问：那些曾经耗时数月、冒着风险、追寻真相的调查记者们，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吗？今天真的不再需要他们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重构公众关注的焦点，需要调查记者。

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媒体，必须善于发现、勇于追问并深刻回应公众关注的焦点。

调查记者的独特价值就在于，他们通过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挖掘，以报道的事实力量和专业品质重构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2008年9月，《东方早报》发表了《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一文。调查记者顶着巨大压力，及时揭露了我国奶粉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引起全社会对于奶粉质量的高度关注，并最终引发全国奶粉行业大整改。

2024年7月，《新京报》发表《罐车运输乱象调查：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一文，揭露了食用油运输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问题。报道发出后，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随即组成联合调查组，最终5名关键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日前，第三十五届中国新闻奖揭晓，该作品荣获一等奖。

这些履行舆论监督职责、维护公共利益的调查报道，将公众关注的焦点从“情绪”拉回到“问题”、从“站队”引向了“解决”，充分体现了调查记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严谨的职业操守。

打破“沉默的螺旋”，需要调查记者。

德国传播学者诺埃勒-诺依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揭示了舆论在形成过程中存在的一种困境。即：优势意见表达得愈发大胆，劣势意见就愈发趋向沉默。

在新媒体时代，这一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消解，反而在算法推荐与圈层传播的双重加持下，让社交媒体的“回音室效应”被不断加固，同类信息在闭环内反复共振、自我强化，最终构筑起一座座坚不可摧的“意见孤岛”。

调查记者的卓绝勇气就在于，他们通过严谨的调查和确凿的证据，刺破了由商业利益、行政惰性和社会惯习所共同编织的“沉默之网”，从而打破“沉默的螺旋”，为“沉默的大多数”提供了发声的渠道。

2003年4月，《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最终推动了新法规的出台。在收容遣送制度积弊已久的背景下，调查记者以报道打破“沉默的螺旋”，让潜藏于公众内心的不安与疑虑汇聚成公共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修正“拟态环境”，需要调查记者。

媒体积极主动地寻找丰富多元的信息来源，对于受众在复杂世界里做出清醒的判断至为重要。

新媒体时代，算法根据用户的偏好来定制信息，并不断强化人们的固有认知，从而营造了一个被简化的、并常常被歪曲的“拟态环境”。

调查记者的历史使命就在于，他们通过深入现场调查，还原被遮蔽的真相，揭示算法所无法捕捉到的现实复杂性，从而对“拟态环境”进行修正。

每年“3·15晚会”上，一幕幕公然侵犯公众利益的画面触目惊心。正是无数调查记者甘愿冒险卧底一线，才撕开了弄虚作假、违法违规者的“画皮”，最终让污垢暴露在阳光之下。

调查记者如同社会的“守夜人”，通过艰苦的真相挖掘，让我们避免了将公共生活建立在虚妄的沙土之上，从而为社会的理性、良知和正义守住了至关重要的防线。他们的价值，不仅在于传递信息，更在于对事实的严谨求证和对公共责任的勇敢担当。

总有一些人，不愿止步于成为信息的传递者，更期望成为社会的瞭望者。新媒体时代，当内容生产追求“流量”和“速度”时，调查记者执着调查事实、追求认知深度的精神更显可贵，也更值得被人们所看见。

今天，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调查记者，也祝所有的记者节日快乐！

本文章隶属于专题：第26个中国记者节·主流媒体献词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