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报集团社史馆的展陈将杭州日报70年历程分为“铅与火”“光与电”“数与智”等几个阶段。1989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杭报，当时报纸还在采用铅字排版印刷，我也算有幸亲历了报社发展历程的数个重要节点。

我与杭报很有缘分，生日和报庆是同一天。刚工作那会，报社还没有员工生日福利，我沾报庆的光，每年生日都会收到单位的礼物。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收到了海丰西餐社的大蛋糕，用白色泡沫盒子装着。三十多年前，延安路上的海丰西餐社是杭州甜品界的“扛把子”，下班时我自行车后座上驮着大蛋糕，“天选”员工招摇过市，相当“拉风”。

这份甜蜜的巧合，就像编辑部里很多小故事一样，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回首，却能更加清晰地看见那时花开的脉络，仓箱可期的伏笔。

一、每一块版面都沉甸甸的，要两个人抬

“铅与火”的时代是活字印刷，出版印刷流程包括拣字、排版、压版、铸版、印刷等工序。那时，报社还在国货路上，报社的出版部门并不在编辑部，而是在印刷厂，因为字库在印刷厂三楼，夜班编辑和校对都在二楼上班。

当年，每位夜班编辑都有三件标配“神器”——毛笔、版样纸和出版尺。杭报夜编室一律使用毛笔改稿，对我们这些年轻编辑很是一种考验——大家基本上都被自己的“乌梅团儿”鬼画符打败过，改一两个字还好，要写整句话的时候，真怕稿纸承载不下我们“趴脚趴手”的才华。

版样纸都是A4大小，按照报纸版面的栏数和行数印着小方格，编辑在上面画好版式，给拼版师傅打样。当年，报纸版样有很多传统规范与今天的理念是截然不同的，比如不能竖着通栏，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模块式拼版，放在当时是要被领导打回来重新画的。出版尺的外表像普通钢尺，不同的是刻度并不是厘米毫米，一边刻度是四号字的间距，一边刻度是行高，编辑用来量行数和算字数，省得拿手指头一行一行挨着数。

每天晚上，稿件进入出版流程后，拣字师傅就在字库里忙起来了。字库里摆着一排排2米高的字架，架子上码放着铅字，一般是中间放最常用的字，两边按照偏旁部首放其他字。拣字师傅的本事是会看反字——字架上的字朝上，每一个字都是反着的，我们就是凑到跟前也认不出来。拣字师傅一晚上都在字架间来回走动，飞快地把稿件上的字用镊子夹出来，组成句，连成段，一篇小稿子往往需要走上几百个来回。那时要是有微信步数，拣字师傅们肯定“霸榜”。

字拣好了，先出小样。小样根据稿子长短印在大小不一的纸条上，一校对照原稿把错别字和倒放的字筛一遍后，给拼版师傅上版。按照编辑画好的版样，拼版师傅将铅字码放在铁铸的版面框里，然后出大样。一个排完的铅版有20多公斤重，需要两个人抬着才能挪动，所以当时印刷厂里女工很少，都是壮劳力。

大样经过二审二校后，拣字师傅根据标出的改动，拿着小镊子把错的铅字夹出来，再把对的字夹进去。四号字使用最多，这个字号的铅字只有火柴头那么大，手一抖就夹不进去了。所以领导经常说，出版部门除了要力气大，抬得动版面，更要耐心细致，要有“绣花功夫”。

二、第一台电脑是武警护送来的

从“铅与火”到“光与电”，最具象的标志就是从铅字排版变为激光照排。

1990年底，报社推行采编无纸化，劳动工具的改变一度令我们手足无措，那一份艰难适应，在如今只会打字不会提笔写字的年轻一代看来，大约很难想象。全体记者编辑苦学输入法，学拼音法的发现很多字读半边行不通，普通话不标准的学五笔法，凑在一起研究一个字应该横拆还是竖拆，跟测字先生有得一比。好不容易考试过关，正式拉开架势写稿，发现曾经对着格子纸洋洋洒洒收不住，如今对着电脑屏幕脑子里一片空白，死活憋不出词。

虽然需要克服各种困难，但大家的心气还是很盛的，觉得报社开启了新时代，每个人都不能掉队。我们兴高采烈地听说新电脑买来了，还是武警保驾护航送来的；照排车间建起来了，排版的人都要穿白大褂，我们进去要换鞋。也是为了迎接电脑时代，报社特地“要来”第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我们这些中文系新闻系扎堆的文科生里鹤立鸡群。当年报社规定，大学生来了先下基层锻炼，那时报社还没有自办发行，没有发行站可去，所以基本上都是去校对组。我们很好奇，计算机专业的同事去哪里？因为他来报到的时候电脑还没买来。人事处领导想了想说，眼下报社虽然还没有电脑，但我们有复印机！就安排他先去管了几个月复印机。

1995年12月，杭州日报在体育场路上的新楼建成（现在的老大楼），报社搬家，最重要的是搬照排——小车班全部被征用，每车三个工作人员手捧机器当“肉垫”，确保万无一失。

伴随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的急管繁弦，从门户网站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道道关卡相继解锁，我们学着建频道、发微博、做微信……到今天，一线记者文字、图片、音视频“三位一体”已经成为报道“标配”。2022年，杭州日报西湖副刊“倾听·人生”栏目的报告文学《我们的天才儿子》以全网阅读量过亿的数据成为现象级爆款，正是杭报作为主流媒体始终紧跟行业发展步伐、不断努力创新的一份高分答卷，印证了杭报长期积淀下来的内容优势和审美品质，在媒体融合的新形势下不是没用了，而是更有价值了。

三、当年的眼泪和老夜班的习惯

从大学毕业直到退休，工作单位“从一而终”，这样的机缘着实很难得。从一个经验值为零的菜鸟成长为“熟练工”，杭报给了我不断学习的机会，我受教于每一位曾经手把手指导我的带教记者和编辑老师。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参加1951年杭州新闻界第一次向社会公开招考成为杭报记者。我填报大学志愿时，可填三个选项，我到杭报找这位老师，征求他的意见。他对我说：新闻系！三个志愿都填新闻系！我脑子一热，就这么填了，也没想新闻系若是不要我可怎么办。大三那年大实习，我来杭报跟着老师跑社会新闻，老师身上始终洋溢的职业激情是给我上的业务教育第一课，令我充满敬意。

第一次下乡采访是去富阳采访冬修水利。当时，报社培养年轻记者编辑有两个机制，一是统一组织下基层，二是轮条线。每年，报社层面都会组织下基层，从各个部门抽调记者统一编队分组，每组一个老记者带两个年轻记者。这样的组合有助于帮助年轻记者打开视野，在实战中学习如何采访、如何提炼主题、如何精雕细琢。我到报社最先是分到群工部，后来跑过时政、健康、文旅等条线，但从未跑过农业线，通过这样的采访让我对农业农村板块有了认识。那次富阳的采访让我记得这么牢，是因为我遭遇了职业生涯里最失败的一次采访——我完全听不懂村里老支书的方言，一句也听不懂！我是靠着同事们的翻译才不至于让采访本空白的！对着“二道贩子”来的材料压根写不出稿子时，我深深明白了成功的采访是写出好稿子的前提。

轮条线也是报社全面锻炼年轻记者、帮助大家尽快成长的有效办法。刚进报社那会，我们都很怕跑时政线，觉得责任重，稿子难写，用当年时政部老主任的话来说，写对了没人看，写错了全知道了。所以我被轮去跑政协的时候，还非常怂地在办公室当场吓哭。老话说，人生没有早知道，若是知道我后来还当时政部主任、还要在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和建党百年的时候轮值日报大夜班，当初那点眼泪真是省一省也罢！

轮条线也包括部分记者轮夜班编辑岗。夜编岗与时政线，是最考验业务能力的岗位，同样让大家又爱又怕。我轮过三次夜编岗，第一次在国货路，做了一年二版编辑；第二次在老大楼，当了两年本地新闻的夜编室主任；第三次在新大楼，做了十年日报值班编委。当年在国货路进夜班，带教老编辑告诉我，杭报夜班规定，按照“三审三校”的规范，一审红笔、二审蓝笔、三审也就是值班总编签发，是黑笔。首先，笔的颜色不能搞错；其次，上一级颜色改定稿，下一级的笔不能再改。这些规范，是纸媒时代把关防错的关键点，在网络审稿的今天已不再拘泥，但我还是把这个习惯保持到了自己值的最后一个夜班。

与城市共成长，让生活更温暖，城市的地理标识会被时间改变，但杭报用笔墨留存下来的发展印记永远鲜活如初。这座纸上城池，不仅刻画着杭州蓬勃发展的基因图谱，更凝结着新闻铁军初心如磐的赓续传承，激荡着党报与读者之间血脉相连的情感共鸣。

七秩薪传，匠心以恒；见字如面，纸短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