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春天，山城重庆还带着一丝料峭的寒意。对我来说，那一年的春天，却格外漫长而沉重。失业与失恋的双重打击，像两座突如其来的大山，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高烧不退的日子里，24岁的我，仿佛被命运推到了人生的谷底。本命年的“水逆”，似乎在那一年集中爆发。

就在这样困顿无助的时候，一个朋友说：“重庆商报市场信息部在招人，你去试试吧。”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重庆商报》的大门。

那天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党校的一楼，办公室不大，却收拾得干净利落。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木地板上，映出几缕尘埃的轨迹。市场信息部主任陈禹铭，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说话不疾不徐。他与我聊了十几分钟，从我的经历聊到我的想法，又向我介绍了市场信息部的主要工作——负责《重庆商报》的分类广告和信息广告。

他问我：“能不能接受加班？能不能适应晚班？”我想了想，父母不在身边，自己孑然一身，确实没有什么牵绊，便点了点头。也许正是这一点，成了我被录用的关键。
几天后，我接到了通知：可以来上班了。那一刻，我仿佛在黑暗中看见了一束光。后来我才明白，那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段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旅程的起点。

01.初入商报：在广告部见证纸媒的黄金时代

1998年4月8日，我正式加入《重庆商报》。那时的商报，正处在蓬勃发展的上升期。报纸的影响力一天天扩大，广告客户纷至沓来，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仿佛一支永不停歇的交响曲。

没过几个月，市场信息部与广告部合并，对外统称广告部。集中办公后，广告部的工作更加繁忙，也更加系统。我先后从事过广告接稿、广告审核、广告排版、广告制作等多个岗位。每一个岗位，都是一次全新的学习，也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广告部的领导和同事们，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刘长生主任、陈禹铭副主任、沈建新副主任、常克勤副主任、小邱总……还有邹静、陈晓瑜、李卫东、郭权凤、唐峰、师新华、赖云霞、龚显艳、方黎、谯娟、刘琦、杨菁英、康雪梅、郭丽、徐云云、蒙昌武（后来听说已病逝，令人扼腕）……一个个名字，在记忆里依然鲜活。
那是一个纸媒辉煌的时代。每天，广告部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客户送来的资料，电脑屏幕上闪烁着不断更新的版面。我们像一群在字里行间奔忙的工匠，用键盘和鼠标，为这座城市的商业脉搏勾勒出清晰的轮廓。

在广告制作岗位上，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尤为深刻。

那是一个普通却又紧张的工作日。一信精品集团要在《重庆商报》头版投放一个套红的通栏×12形象广告。头版广告，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对我们广告人来说，则意味着责任与压力。

按照计划，广告第二天就要见报。然而，直到下午，我仍迟迟没有收到最终的广告内容。后来才得知，集团董事长郑信义先生从重庆飞往广州出差，广告内容需要他在抵达广州后，通过宾馆的传真机传到报社。

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办公室的同事们陆续下班，窗外的天色由明转暗，霓虹灯一点点亮起来。整层楼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我和几台电脑的嗡鸣声。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墙上的挂钟指向了晚上11点、11点半……我的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收紧。

23:30，传真机终于“滴”的一声响了起来。那一刻，我几乎是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广告内容缓缓从传真机中吐出，我迅速拿起，仔细核对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确认无误后，立即投入制作。

键盘敲击声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我将广告内容导入排版系统，调整字号、行距、颜色，反复推敲每一个细节。套红的颜色、版面的比例、整体的视觉效果，都在脑海中一遍遍模拟。

制作完成后，我又将样稿通过传真发回给对方，请郑总签字确认。等到所有流程都走完，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了午夜24点。城市早已沉睡，而我却在这张头版广告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第二天一早，我特意绕路经过报摊，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份新鲜出炉的《重庆商报》。头版上，一信精品的广告赫然在目，通栏×12的版面，视觉冲击力十足。然而，当我仔细看时，却发现了一个让我心里一紧的细节——一信精品的标志，颜色与原本的设计略有偏差。按照设计要求，标志应该是红黄各100，可实际见报的标志中，除了红黄，还隐约带了一点黑色，整体效果显得不够纯粹。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头版广告，数万元的投入，企业标志却出现了色差，这在广告行业中，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失误。我忐忑不安地走进办公室，做好了挨批评的准备。

然而，办公室一如往常地安静。领导们各司其职，同事们忙碌依旧，没有人特意提起这件事。正当我心里七上八下时，电话铃响了。电话那头，是一信精品的郑总。我深吸一口气，接起电话，等待着预料中的责备。

出乎意料的是，郑总并没有任何指责，反而对广告部高效、敬业的服务态度表示了肯定和感谢。他说，广告按时见报，整体效果不错，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那一刻，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就像坐了一趟过山车，从紧张到释然，再到感动。

这件事，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广告不仅是技术，更是信任与责任。也让我明白，在《重庆商报》这样的集体中，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细节，都在为这份报纸的信誉添砖加瓦。

02.分类广告科：在“江湖”中书写侠义与担当

在广告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2001年底，我从广告部调入发行部下设的分类广告科，担任副科长，负责分类广告的排版、设计、审核等内务工作。

分类广告科的正科长，是英俊帅气的刘成忠。他有一个网名，叫“江湖”。这个名字，听起来颇有几分武侠小说中的洒脱与豪迈。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本人虽然没有江湖的世故，却有着江湖的侠义。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是：“输在耿直上，赢在气质上。”

这句话，成了分类广告科的一种精神写照。

分类广告，看似不起眼，却是报纸与普通市民之间最紧密的纽带之一。招聘、租房、二手交易、寻物启事……一条条短小的信息，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生活故事。我们每天面对的，是密密麻麻的文字，是无数个普通人的希望与需求。

刚到分类广告科时，分类广告的版面还不算大。每一次见报，多是通栏×4的规格。但在刘成忠科长的带领下，我们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从最初的小版面，到后来红红火火的数个整版，再到后来开拓出的《二手楼市》专刊，分类广告一步步成长为重庆广告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品牌。

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了推出《二手楼市》专刊，连续加班了好几个晚上。那段时间，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很晚。窗外，是山城的万家灯火；窗内，是我们埋头苦干的身影。我们反复讨论版面结构，推敲标题用词，设计版式风格，只为让读者在翻开报纸的一瞬间，就能感受到专业与温度。

《二手楼市》推出后，迅速得到了读者和客户的认可。许多市民通过这个专刊，找到了合适的房源，实现了安家的梦想；许多中介公司也通过这个平台，拓展了业务。每当看到读者打来电话，说“在你们的二手楼市上找到了房子”，我们的心里，都会升起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

在分类广告科的日子里，我不仅学到了业务知识，更学到了一种态度——对工作的认真，对同事的真诚，对客户的负责。刘成忠科长常说：“做人要耿直，做事要有气质。”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在那段并肩作战的岁月里，我们一起加班到深夜，一起为了一个版面争论不休，一起为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反复核查。我们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在共同的奋斗中，见证了分类广告从青涩到成熟，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的全过程。

03.发行统计部：十年不眠之夜，守护报纸的“最后一公里”

2005年，我调入发行统计部，担任统计部经理。从广告到发行，看似只是部门的变动，实则是从“台前”走向“幕后”的转变。

发行统计部，是整个发行系统的“中枢神经”。每天，我们要面对的是来自全市各个发行站点的海量数据：主城、郊县、邮局、大客户……每一个数字，都关乎报纸能否准确、及时地送到读者手中。

每年的12月31日，是发行统计部一年中最紧张、最忙碌的一天。

12月31日夜晚八点，窗外灯火阑珊，人们攒足了劲准备迎接新年的钟声。商场里热闹非凡，街头巷尾洋溢着辞旧迎新的喜悦。而在《重庆商报》的统计部办公室里，气氛却截然不同——紧张、忙碌，却又井然有序。

统计内勤肖燕（后来调到督查办工作）正坐在电脑前，专注地审核着第二天的各类发行数据。万州、涪陵、黔江、长寿、璧山、江津、合川、永川……各郊县的发行站站长，把次日新年第一天（元月一日）的发行要数报给肖燕；主城各发行站点则先将数据报至片区，片区审核后再报至统计部。

肖燕需要根据大征订的收款数据、订户的转入转出数，再加上零售要数、邮局订报及大客户订报等，最终汇总形成新年的发行数据。这是一项繁琐而细致的工作，任何一个数字的差错，都可能导致某一个地区的读者无法及时看到新年的第一份《重庆商报》。

远在沙坪坝区梨树湾的印发部，正焦急地等待着新年发行路单。根据统计部制定的发行路单，印发部会将新印制的《重庆商报》准确无误地运往主城及郊县的各个接报点。一辆辆送报车，将在夜色中穿梭于山城的大街小巷，把油墨的清香和新年的祝福送到千家万户。

完成这一系列工作时，往往已经接近凌晨。窗外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新年的钟声似乎就在耳边回响。而我，还要将最终确定的新年印数，以短信的形式报给邹树明总经理。

短信发出后，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终于可以稍稍放松。我和肖燕走出办公楼，站在冬日清冷的月光下，等待出租车。寒风吹在脸上，却吹不散心里的踏实与满足。那一刻，我们知道，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有无数读者正期待着新年的第一份报纸。

这样的12月31日，不眠不休之夜，我经历了整整10年。从2005年到2015年，我在发行统计部经理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十年间，每一个跨年夜，我几乎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别人在倒数声中迎接新年，而我们在键盘的敲击声中，为新一年的发行工作画上起点。

每年夏天的大征订，是商报发行的重头戏。那段时间，统计部需要紧密配合物流部，做好征订收款、客户信息系统录入、开具订报发票和订报收据等工作，同时还要与财务部做好对账。炎热的夏日里，办公室的空调似乎永远不够凉，我们却在一堆堆报表和数据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

这十年来，大征订的报款安全准确，发行数据正确及时，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肯定。每当看到一辆辆送报车准时出发，每当听到读者说“报纸到得很及时”，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发行中心，我最佩服的人，是总经理邹树明。他不苟言笑，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平时总是给人一种严肃、高冷的感觉。刚到发行中心时，我心里其实是有些怕他的，总担心自己工作出错会被他批评。

然而，相处久了我才发现，邹总虽然严厉，却并不苛刻。他对工作要求极高，对下属却十分信任。这么多年下来，真正被他批评的次数，其实屈指可数。更多的时候，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带领整个发行团队向前走。

发行中心人多事杂，管理难度大。不论是每年的大征订，还是零售，抑或是大客户维护，邹总总能带领发行团队步调一致，精诚团结。面对纸媒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他像一位沉稳的舵手，在风浪中牢牢把握着航向。

通过商报发行，一份份《重庆商报》被送往千家万户。发行，与采编、广告一起，构成了支撑报纸发展的“三驾马车”。而发行，就像其中的一匹黑色骏马，默默无闻，却充满力量。

2015年，因个人原因，我离开了发行中心，也离开了《重庆商报》。走出办公楼的那一刻，我回头望了一眼那熟悉的招牌，心里百感交集。十年的发行统计工作，十年的不眠之夜，十年的坚守与付出，都在那一眼中化作了深深的不舍。

04.十七载相伴：感恩，是心底最深的告白

从1998年到2015年，我在《重庆商报》度过了整整17年。17年的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它足以让一个青涩的年轻人，成长为一个沉稳的职场人；也足以让一份报纸，从起步走向辉煌，再从辉煌走向转型。

在这17年里，我见证了《重庆商报》的蓬勃发展，也亲历了纸媒由盛转衰的过程。那些年，报纸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一纸在手，便知天下事。而如今，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兴起，纸媒的光芒似乎不再那么耀眼。

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始终认为，在纸媒的光辉岁月里，《重庆商报》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记录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见证了无数人的奋斗与梦想。而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与它一同走过那段黄金岁月。

在《重庆商报》的日子里，我收获的不仅是工作经验，更是人生的成长。我学会了如何在压力下保持冷静，如何在细节中追求完美，如何在团队中相互扶持。我也学会了感恩——感恩那些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机会的人，感恩那些与我并肩作战的同事，感恩这份报纸给予我的一切。

最美好、最青春的年华，留在了飞速发展的《重庆商报》。与《重庆商报》一起见证纸媒的光辉岁月，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商报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讲不完；而我与商报的故事，也只是其中的一小段。

如今，当我再回首那段岁月，心中没有遗憾，只有感激。是老东家《重庆商报》，让我从一个迷茫的年轻人，成长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职业人。在重庆商报，我见过风云变幻，也见过彩虹绚烂。正因为经历过风雨，当再次看到彩虹时，我已不再只是惊叹，而是多了一份从容与笃定。

三十载风雨同行，《重庆商报》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而我，也在这三十载的时光长河中，与它相伴了十七年。感恩这一段相遇，感恩这一段同行。无论岁月如何流转，无论媒介如何更迭，那段在《重庆商报》的日子，都将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成为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作者简介】陈容，本名陈荣，祖籍甘肃高台县，出生于新疆伊犁，躬耕于重庆，1998年至2015年在重庆商报社工作，2015年至今，从事儿童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