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栏目。这件获奖作品，记录了温岭山下金村村民自筹90万元戏金，邀请杭州越剧院连唱5天10场大戏。演出首日，不足3000人的村子涌进近10万人次。记者蹲守侧幕、扎根后台，用镜头捕捉到演员赶装、戏迷动容的真实瞬间，没有刻意构图，在最朴素的记录里，藏着越剧在民间的旺盛生命力，也诠释了新闻摄影“真实在场”的初心。

今天推出的是杭州日报文体副刊中心记者关于戏曲人文纪实拍摄的感悟分享。

这次采访，并非来自院团邀请。是杭州日报文体副刊中心主任韩斌老师注意到一条直播提醒：杭州越剧院要在温岭山下金村连唱5天大戏，总共10场演出全部网络直播。她对我说：去温岭出个差吧，去基层走走，会有收获的。

于是，我收拾好器材，踏上了去往温岭的高铁。

两周后，当同事告诉我入选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消息时，我正对着电脑整理温岭山下金村的照片。屏幕上定格的，是妆造组几位工作人员帮饰演贾宝玉的演员赶换头饰的画面——两幕剧之间的幕间换装，时间紧迫，画面呈现出放射状的张力。这是我蹲在侧幕条边，悄悄用镜头捕捉到的瞬间。

今年是越剧诞生120周年。作为杭州日报文体副刊中心的摄影记者，我越来越确信：传统戏曲艺术的根，不在剧场的红丝绒座椅上，而在乡间搭起的戏台中。

一座临时戏台 照见一个剧种的来路

3月28日，杭州越剧院赴温岭山下金村演出，一演5天。10部经典大戏——《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荆钗记》《五女拜寿》《一缕麻》……所有剧目全部由村民自选，每天18万元戏金，全部由村民自筹。

这组数字让我沉思良久……

温岭有句老话：“做戏做三年”。山下金村前两年刚邀请过余杭小百花，今年直接向杭州越剧院抛出橄榄枝。这绝非一时兴起，而是一个村庄对越剧这份艺术跨越数年的深情眷恋。90万元的戏金，对于一个小村庄而言绝非小数，但村民们自愿筹集，无一家拒绝。这种文化自发的力量，比任何政府补贴都更直接地说明了越剧在民间的真实分量。

演出首日，不足3000人的村子涌进近10万人次。有福建戏迷专程包了大巴，载着20多人赶来。长26米、宽18米的戏台搭在村里的羽毛球场上，4000个座位场场坐满。场外摆出271个美食摊位，麦鼓头、泡虾、青草糊……仅市集一项，单日便带动超百万元消费。

这组数据背后，有一个判断值得深思：越剧在浙江乡间的生命力，远比我们在城市里感受到的要旺盛。这种旺盛，不仅体现在观众的数量和消费额上，更体现在村民主动“点戏”、主动筹款、自主搭台的组织能力上。他们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文化的主人。

这次下乡，也让我对“戏曲进乡村”有了新的理解。

长期有一种片面的论调，认为农村观众“看不懂”，越剧下乡不过是“凑个热闹”。我在山下金村待了一天，这种看法便被彻底击碎了。

《红楼梦》宝玉哭灵的那一场戏，观众的情绪完全跟着剧情走。一位大伯眼眶通红，手掌也拍得通红。散场后他不肯离去，坐在原位安静地拆开一包点心，慢慢吃着，等待下一场戏开锣。

这种“看懂”，不是学术层面的分析，而是情感层面的共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会哭，什么时候要鼓掌，什么时候该屏住呼吸。这恰恰是几十年观戏经验沉淀下来的鉴赏力。

学生时代，我曾在扩展阅读课本中读到梅兰芳的故事：当年他到工厂、煤矿、抗美援朝战场演出，每一次都毕恭毕敬、全力以赴，把基层演出当作对自己艺术的检阅。此时看来，这份梨园传统，被杭州越剧院的演员们接住了。

三位“梁山伯”同台——陈雪萍是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项李亚获得了越美中华金艺奖，金玉皎则获越美中华佳艺奖。

杭州越剧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洁说过一句话，我原原本本记了下来：“每位‘梁山伯’各有所长，上台唱自己擅长的选段，这是一种传承。无论是国家大剧院还是村里戏台，演员都全力以赴。”这句话点出了戏曲下乡的核心：不是敷衍了事，而是以最高标准对待每一场演出。演员们知道，台下坐着的不只是村民，更是懂行的老戏迷。

戏台之外，舞美道具组从清晨九点便开始搭建，一直忙到深夜十一点才收工。我拍下了一张后台的照片：一双演出鞋的鞋跟处，竟粘着几瓣细碎的花瓣。这张照片后来被反复提起，因为它“说”出一个事实——无论在哪里，表演不能打折扣，这是戏曲艺术的核心价值。那几瓣花瓣，或许是舞台上的道具花无意间飘落，被演员踩在脚下，却恰好成了一个隐喻：美在脚下，在尘埃里，在不经意处。

摄影记者要做的就是在场然后诚实地记录

在后台边直播边吃饭的演员，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的戏迷，坐在简陋长椅上、身着黑色天鹅绒西装的观众——他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意境：越剧的浙江气质，不在庙堂之上，而在烟火之间。我只需蹲在人群中，把相机举到胸前，不打扰任何人，只是记录。

对我这个“外行”而言，我没学过戏曲，分不清这是什么派、那是什么腔。但我不需要懂这些，我只需要看懂人——看懂一个演员换装时咬着发卡的紧张，看懂一个观众散场后坐着不走的留恋。这是任何一个人都具备的能力，摄影记者只是多了一台相机。

我将包括这次采访在内的诸多图片摄影报道工作经验加以总结，有一些心得想和大家分享：

别怕“外行”，怕的是对动人的细节视而不见。

拍摄这些画面时，我大部分时间不是站着，而是蹲着、半跪着，甚至趴在侧幕条边。后台空间杂乱，膝盖硌在地上，一蹲就是半小时。恰恰是这个姿势，让我和舞台上的人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平视”——我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像一个躲在幕布后面的工作人员。他们紧张，我的镜头也跟着紧张；他们松一口气，我也跟着松一口气。这份同频共振的体感，是远远站在台下观望所无法触及的。

别怕“错过”：真正的好瞬间，往往出现在你放弃争抢、开始等待的时候。

“等”也是同理。我进入后台时，演员们已经在化妆，最好的角度堆满了杂物。我没有挤上去，而是退到角落里等待——等她们忙完一阵、松一口气的瞬间，等镜子里映出另一张脸的瞬间。

别怕“小题大做”：真正的新闻，往往藏在这种“小地方”的“大情绪”里。

一个村子愿意自筹90万元戏金，请一个剧团连唱5天，这件事本身就足够“大”。摄影记者不必总盯着宏大场面，数据本身就是最好的“大”。

《山下金村的越剧五日》这组照片后来获评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看到入选消息的那一刻，我有些恍惚。并非不敢相信，只是觉得这组照片里真正“属于我”的东西太少。

那些动人的瞬间——观众发红的眼眶、演员汗湿的后背、鞋跟上黏着的花瓣——没有哪一个是靠“我拍得好”得来的，它们本就在那里，我只是恰好在场。如果说有什么心得，那就是：一个摄影记者，要把自己放低，低到能看见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

我自问：这组作品究竟有什么值得被看见的地方？

思来想去，答案或许是——“主观不在场”。这组照片里没有一张是“完美”的：构图不够工整，光线不够讲究，噪点杂而多。但恰恰是那些“瑕疵”，证明了拍摄者当时就在那里，在一个真实的、不可复制的现场。没有让演员们重来一遍，也没有请观众再哭一回。我只是在各个瞬间，按下快门。

“我的代表作”评选，评的或许不是一张照片有多“好看”，而是一个记录者有多真实。这大概是新闻摄影最珍贵的东西。

越剧120年，从嵊州的田埂唱到上海的剧场，再唱回浙江的乡间。它的生命力不在奖杯里，在台下那四千个坐得满满当当的座位上，在村民自筹的每一分戏金里，在演员汗湿的后背与观众红了的眼眶。

作为一个拿相机的人，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一切老老实实地收进镜头。这是我的代表作，也是山下金村三千村民和杭州越剧院的代表作——从泥土中生长出来，又落回到泥土中去。

作者丁以婕

杭州日报文体副刊中心摄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