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作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语境中的重要概念，体现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目标的生产力跃迁逻辑[1]。自2023年“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相关政策部署与讨论持续深化，其概念也逐渐从宏观经济战略层面延伸至具体产业形态、治理方式与社会生活领域，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的重要关键词。

然而，与新质生产力在政策和产业层面受到高度重视和快速推进相比，社会层面对其内涵、路径与影响的理解仍存在分歧。针对伴生于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的相关技术风险、制度安排与利益分配等问题，公众层面并未达成明显共识。主流媒体肩负着引导主流舆论、弘扬主流价值、设置公共议题、凝聚社会共识等社会责任[2]，应通过系统化、持续性传播实践，弥合政策意图与公众理解之间的认知鸿沟，推动构建新质生产力共识基础。

一、主流媒体在新质生产力传播中的“三重角色”

在推动新质生产力从政策文本走向社会认知的进程中，主流媒体在议题设置、话语建构与价值引导等方面，扮演着三重关键角色：作为信息桥梁，弥合政策话语与公众理解的鸿沟；作为价值塑造者，引导社会共识锚定发展目标；作为创新催化剂，激发公众参与赋能政策优化。这三重功能，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的传播生态基础。

（一）信息桥梁：政策、技术与社会认知中介

任何宏观理念的落地，都须经过话语转译与意义再生产的过程。新质生产力本身具有高度抽象性，其概念涉及前沿科技、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制度创新等多个层面，若缺乏有效传播，极易停留在政策文本或专业圈层之中，难以进入公众日常认知结构。

主流媒体在这一过程中首先需要承担“信息桥梁”的角色。它将宏观政策目标转化为可被社会理解的公共议题，通过持续性新闻报道、专题策划、评论解读等形式，使新质生产力与就业结构、产业升级、城市发展等现实议题和社会实践产生关联。不同于政策文件或学术文本，媒体报道能够在技术话语与公众话语之间发挥过滤与转译功能，降低理解门槛，缓解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认知焦虑。

（二）价值塑造：引导社会共识与发展方向

新的生产力形成需要新的生产关系来适应[3]，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其背后蕴含着追求全民共富、倡导协调发展、主张和平发展的价值取向[4]。在对新质生产力“是什么”的内容解读之外，构建共识更需强调其底层价值逻辑的统合。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归根到底，任何社会都是一种道德秩序，它扎根于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5]主流媒体能够通过叙事选择、话语导向、创新形式等路径引导公众对概念的价值认知。通过新闻报道、评论文章或专题影像等多种形式，主流媒体可将新质生产力置于国家发展、共同富裕与现代化目标的价值坐标之中，通过强调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科技向善等价值维度，不仅赋予其明确的正向意义，也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公众将技术进步与社会整体福祉联系起来，从而避免将新质生产力简化为单一效率或资本逻辑下的技术竞赛。

（三）创新催化：激发公众参与，引领政策发展

随着媒介融合持续推进，打造全媒体传播平台成为汇聚各方资源、畅通社会治理参与渠道、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6]。在具体实践中，主流媒体通过建构多层级的传播平台，形成多方协商的传播场域。例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在涉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报道中，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渠道，以及融媒矩阵下的评论、直播与互动工具，邀请专家、从业者与用户共同参与议题讨论。这类互动不仅提升了公众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度和理解力，还衍生出大量实践中的问题线索。比如在新能源汽车、智能辅助驾驶技术等报道中，公众对电池回收、安全性保障等细分议题的关注，为企业以及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社会反馈视角，也为下一步相关政策发展方向提供现实参考。

二、塑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社会共识的四个维度

有学者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在社会日渐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因科技创新提质增速、高端产业勃兴融合呈现的新形式和新质态[7]，并非单一的经济概念，而是涵盖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与社会认知转型的系统性新发展形态。因此，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依赖于科技突破与制度改革，还需要来自社会层面对其正当性、必要性与可持续性的广泛认同。

在传播实践中，主流媒体需通过多维度话语建构，逐步塑造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公共理解框架。具体而言，这一共识建构过程主要体现在技术、政策、公众与发展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之中。

（一）技术维度：提升突破性创新的社会理解与接受程度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源自技术创新。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技术的快速演进，使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然而，这些技术往往具有较高专业认知门槛，其运行逻辑、风险边界与社会影响并非普通公众所能直接理解。这种“技术黑箱”状态若缺乏有效传播，容易被公众仅仅视为一种“技术景观”止于远观，从而影响技术真正的社会嵌入。

主流媒体的重要任务就在于降低技术理解门槛，通过持续、系统的报道，使前沿技术从专业领域进入公共话语空间。不同于一些碎片化、猎奇化的自媒体传播，主流媒体自身的战略定位和资源能力更能够将多元细节的内容呈现、深刻端正的价值叙事、多渠道多角度的资源整合融入具体的案例报道和宣传实践中，对突破性创新技术的基本原理、功能边界与应用逻辑进行转译。

对新质生产力的社会认同，同时建立于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意义连接。媒体可帮助公众理解新技术如何嵌入日常生活、改变生产关系与社会运行方式，使公众建构起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认知体系，将技术进步与自身生活、职业前景以及社会整体发展联系起来。以智能辅助驾驶技术为例，主流媒体通过系列报道、科普文章和活动向公众解释技术本质及其运行边界[8]。例如，央视与懂车帝联合开展辅助驾驶安全科普活动，实际测试辅助驾驶系统在多种高危场景下的表现，向公众解释该技术应用范围与限制条件的说明，增强公众对技术安全边界的理解[9]。此类对可能风险与技术进展的平衡呈现，有助于公众形成较为理性的技术认知结构。

（二）政策维度：弥合产业政策与公众理解的认知鸿沟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新的生产关系来适应，全面深化体制改革过程必然伴随着密集的产业政策出台。然而，政策文本往往具有高度概括性与专业性，普通公众对其理解容易停留在结果层面，可能产生情绪化解读，从而导致对政策意图的误判。

这时，主流媒体在政策维度上的共识建构，主要体现为对政策意义的再阐释。通过政策解读报道，将宏观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情境下的现实逻辑，向公众清楚解释政策背后的治理逻辑与动机。比如远程诊疗标准、网约车合规化等涉及新业态管理的政策，在缺乏充分解释的情况下容易产生政策“限制行业发展”的误读。主流媒体通过专题报道、专家解读与数据呈现，阐明监管是为了在规范中发展，避免资本无序扩张对生产力要素的破坏，以消除政策传导过程中的“温差”。

主流媒体不仅要“向下”宣讲政策红利，还应通过呈现政策调整过程中的多元声音，搭建起政策反馈的通道。通过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与智库调研，及时反馈公众意见与诉求，推动政策的动态调整，从而构建起“政策引导—市场响应—媒体反馈—政策优化”的良性循环，使新质生产力相关制度安排逐步嵌入公众的理解框架之中。

（三）公众维度：回应风险感知与利益分配的复杂性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促进整体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职业替代、技能细分与利益再分配等问题。这种利益格局的调整，可能使公众在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态度上呈现出明显差异，既会产生对创新红利的期待，也持有对结构性失业或算法歧视等新兴社会问题的担忧。

主流媒体在公众维度上的共识建构，关键在于承认并呈现这种风险复杂性，而非回避或淡化矛盾。例如，在涉及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话题上，新华社、央视等主流媒体推出了一系列报道，呈现了AI在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带来的劳动转型压力和机遇，通过多视角报道，使风险叙事不再停留在抽象的“技术威胁”层面，而是通过真实呈现不同群体在新质生产力进程中的处境，使社会认识到转型成本的存在，引导公众转换视角，平抑社会焦虑。

（四）发展维度：强化国家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认知

新质生产力共识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其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新质生产力同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指向具有高度适配性，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实现的重要动能[10]。主流媒体应通过宏观叙事，将新质生产力置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以及日益紧张的全球科技竞争大背景之中，使其成为理解国家发展路径的重要线索。

具体而言，主流媒体可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与横向的国际参照，标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突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紧迫性。例如，通过对发达经济体科技竞争态势的报道，揭示技术落后可能带来的结构性风险。通过回顾中国经济转型历程，展示传统增长模式向现代化转型的意义。同时，媒体需确立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锚点。主流媒体可通过典型宣传与舆论引导，逐渐消除传统唯GDP论的路径依赖，推动全社会形成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1]的价值观转型。

三、主流媒体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共识的“四力模型”

主流媒体通过技术、政策、公众与发展等多个维度的持续介入，逐步搭建起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理解框架。在此基础上，主流媒体还需搭建相对稳定、可复制的传播能力体系以塑造新质生产力共识。基于此，本文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主流媒体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共识的“四力模型”，即解释力、连接力、引导力与创新力，将其作为面向未来的操作性框架，以系统化指引主流媒体在新质生产力传播中的能力建设与路径选择。

（一）解释力：对政策与技术的通俗化转译能力

解释力是主流媒体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共识的基础性能力，也是区别于社交媒体与自媒体的重要专业优势。美国信息系统领域学者 Fred D. Davis 基于理性行为理论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认为，对新技术的有用性与易用性认知是影响用户采纳新信息系统的两大重要变量[12]。因此，主流媒体在解释新质生产力涉及的创新实践时并非限于简单的信息“降维”，而需找准切入点，从公众易于接受的角度出发，采取多元传播手段，使抽象理念转化为公众可以理解和讨论的现实问题。

具体而言，主流媒体的解释力建设应关注报道视角的民生化转向与表达方式的场景化重构。在报道角度选取上，始终从大众关切的现实问题切入，将技术置于与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场景之中。新质生产力的最终指向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较于围绕复杂技术原理展开的科学解释，媒体在报道中更应捕捉技术与公众日常生活的契合点，回应新技术在有用性、易用性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在表达方式上，报道应采用通俗化叙事、场景化表达与可视化呈现等传播策略。通过人物故事、情境再现、动态图解、数据可视化和短视频等方式，将复杂枯燥的专业知识转译为直观的经验图景。如人民日报客户端制作的短视频《可视化看懂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建设》，通过动态图像与生活类比方式演示数据如何从采集、传输到服务于产业应用，从而赋能城市治理、公共服务与企业决策，使普通受众在几分钟的观看中掌握新质生产力中“数据要素”如何转化为真实生产力的传播逻辑[13]。通过将陌生概念与公众熟悉的日常生活经验与认知框架挂钩，使公众能够快速建立起对新质生产力相关要素的具象认知。

（二）连接力：跨圈层传播与多主体协同整合能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涉及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与公众等多元主体。在现实传播环境中，不同群体圈层的话语体系与关注重点存在明显差异，主流媒体需在其中发挥“连接器”作用。

主流媒体应通过多平台传播扩大议题影响范围。一方面，依托自身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汇聚政策制定者、技术专家与产业主体的专业观点进行传播；另一方面，通过新媒体平台等大众化传播渠道，来自基层的个人看法也能被展示并加入公共讨论。大众传媒内容强调政策权威性与系统性，短视频内容侧重场景化呈现，社交平台则用于回应公众疑问与收集反馈。这种分层传播结构有助于在不同受众之间建立共同议题基础，增强社会连接度。

在对不同渠道和主体进行链接的基础上，主流媒体还需具备议题整合能力，对多元信息与多重立场进行筛选、归纳与重新框定，将分散的公众利益诉求与上层专业意见纳入共同讨论语境之中。如在“智能辅助驾驶安全监管”的系列专题报道中，媒体可将政府官方发布的政策解读、汽车制造企业的技术说明、相关部门对法律责任划分的讲解，以及普通车主对辅助驾驶实际体验的反馈共同呈现。在一个整体框架下编织“政策目标—技术实现—现实反馈”等多层次关联，使不同主体在议题整体结构中找到各自的立场与连结点，促进共识形成。

（三）引导力：对新技术风险与机遇的平衡叙事能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显著的不确定性。在提升效率与推动创新的同时，也可能引发就业结构变化、技术伦理争议与社会风险。如何在肯定发展方向的同时，避免舆论滑向盲目乐观或过度焦虑，是主流媒体必须面对的挑战。

提升主流媒体引导力需要构建平衡的叙事框架。一方面，媒体需正视转型过程中的风险与问题，通过事实与数据来强化公众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认知。另一方面，报道相应的政策调整与技术改进实践，从而增强全社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整体信心。例如，当AIGC工具不断革新迭代引发公众对未来就业安全等领域的焦虑时，主流媒体应及时介入跟进，通过分析技术发展潜力与现实风险，对政策实施效果、社会反馈与制度调整进行持续跟踪，以推动在时间维度上公众共识的逐步积累。

此外，主流媒体还可发挥网络权威人士作用，在相关议题中对情绪化的受众进行“降温”引导，[14]缓解新技术传播中的恐慌或误解，维护公共领域的理性舆论生态。

（四）创新力：技术赋能下内容生产与传播机制创新能力

在媒介技术持续演进的背景下，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主流媒体若无法在传播方式上实现自我更新，其解释、连接与引导功能都将受到制约。主流媒体提升创新力的核心在于主动运用新技术工具重构新闻生产与传播流程，同时通过多渠道、多主体协同的交流平台，不仅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叙述者，更主动嵌入更广泛的创新生态系统，推动技术成果的社会化理解与转化。

在内容生产方式上，技术赋能已经成为提升媒体创新力的重要支撑。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已被运用到新闻生产和传播的各个环节。以三大央媒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围绕新闻生产流程，从选题策划、信息收集到图文、音视频创作，再到审核、分发与反馈分析，研发相应的智能化应用，提升内容传播效果，进一步增强主流舆论的影响力。[15]人民日报传播内容认知全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智晓助”系统，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机器辅助识别和提示媒介产品中的不规范内容，并给出建议。新华社自主开发了可视化制作工具“图图”以及时政漫画创作平台、以诗作画平台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了中国首部AI全流程制作的动画片《千秋诗颂》，并发布了“央视听媒体大模型”。[16]智能技术的全面应用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传播效率，更通过媒介产品本身向公众展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能。

在此基础上，主流媒体应在创新传播机制方面从“内容传播者”不断向“创新参与者”转型。媒体机构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传播者与解读者，更直接参与技术成果转化和政策落地。这种技术与机制的双向创新，使主流媒体不仅能够“讲好新质生产力的故事”，更能在创新链条中发挥参与者与推动者的实际作用。

通过提升解释力、连接力、引导力与创新力，主流媒体得以从传统的信息传播者，转型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共识的系统构建者，为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的话语支撑。

（作者唐铮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白悦瑶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研究”〈项目编号：MXG202413〉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