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裘新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报业集团原党委书记、社长）

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数字化时代传播规律、深刻洞察媒体发展趋势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文章立足于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挑战，主张变革核心目标要全面转向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使主流媒体成为执政体系的重要支柱；坚定不移地将工作中心转移至互联网主战场，坚持“化零为整”与“化整为零”相结合，统一思想与资源形成战略优势，再灵活拆解为针对性战术、精准落地；适应全新的舆论生态，在利用人工智能增强效能的同时彰显人文精神与价值立场，打破学科壁垒，通过实战化、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锻造“经打之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要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党中央有关部署为当前深化媒体系统性改革明确了总体方向。面对正在进行的系统性变革进程，我们首先应当厘清这一变革的历史渊源与未来目标，深入探讨变革的具体内容与实施路径，形成对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更完整、更清晰的理解框架。

一、全球问题，中国何为？

当下传播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传统主流媒体的生存环境和所承担的社会功能都在经历显著调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流媒体必须依据形势变化主动调整，采取科学方式应对，才能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这一点已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广泛共识。然而，许多媒体机构未能完全适应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功能发挥不足、效能不显的困境。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以媒体机构为实施主体和作用对象，但其视野和框架不能仅仅局限于媒体自身的业务范畴。回顾近年来媒体融合的实践可发现，观念层面的重塑、技术领域的进步以及传播生态的整体更新，共同形成了一股强劲的驱动力量，深刻影响着主流媒体的发展路径。因此，必须将媒体变革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发展与治理体系中加以考量，明确其在现代传播体系与社会结构中的新定位、新功能，从而确保变革的方向正确、路径可行，真正实现服务社会、传播价值的核心目标（周葆华，2025）。

既有研究显示，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结构、市场环境与民众心理普遍存在系统性脆弱特征。极化（polarization）问题早已不再是“神话”或“迷思”（myth），而在诸多方面逐渐成为现实（Abramowitz & Saunders，2008）。以往作为信息中枢的传统媒体在数字智能技术的持续冲击下，正面临普遍的生存与发展危机（Curran，2019），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广受关注、引发诸多行业普遍关切的议题。在此背景下，推进我国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核心意涵就在于，针对这一全球性共同挑战，探索并形成基于中国语境、中国经验的实践方案。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系统性变革必然将重新界定并塑造媒体与政治、社会及技术等外部系统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推动媒体在宏观生态中寻找到自身可持续的定位与功能。仅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局部调整，难以应对由技术、社会、政治等多重因素交织引发的整体性、综合性环境变迁。

以此为分析起点，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所面临的核心困境主要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了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外部动因与逻辑依据。一是舆论生态的演变，主要体现在信息生产与消费的主体、模式与权力关系发生了转移。二是传播格局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传统线性传播模式被网状化、平台化的传播网络所补充乃至替代。

（一）“两脆一刚”：舆论生态新态势

既有研究指出，我们当前正身处一个本身结构脆弱、逻辑存在断裂，并容易诱发集体心理危机的系统环境之中，整体上正从强调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乌卡时代”（VUCA era），向更具脆弱性、焦虑感、非线性与不可理解性特征的“班尼时代”（BANI era）过渡（Bushuyev et al., 2023）。在此背景下，全球范围内舆论的生成与引导机制，已从过去一元主导模式逐渐转变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生态格局。主流媒体的声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挤压，其本应发挥的核心功能面临被边缘化甚至悬置的风险，很难有效地引导公众认知、凝聚社会共识。

具体到我国当下的舆论场，这种生态演进呈现为一种“两头脆弱、中间刚性”的新态势。所谓“两头脆弱”，主要描述数字时代舆论场中两类关键主体的状态。一方面，部分单位有时存在“舆情洁癖”心态，趋于谨慎，主动发布信息意愿相对不足，与群众切身关切存在温度差，对负面舆情的承受和应对能力较为脆弱；另一方面，部分民众因现实压力增大，情绪宣泄需求上升，也容易陷入情感脆弱化或立场极端化的状态。“中间刚性”则主要描述当前舆论疏导环节的机制特征。承担沟通与化解作用的中间渠道，舆情应对中要么周期较长，要么方式较为单一，缺乏持续互动、反复沟通、在交流中逐步凝聚共识的过程，因而呈现刚性特征。

这种“两头脆弱、中间刚性”的格局，导致舆情事件的触发阈值降低、扩散速度加快。近年来，部分网络意见领袖“带节奏”的现象已得到有效管理，但通过数量庞大的自媒体账号，网络谣言、虚假信息与极端情绪表达更容易迅速传播。每一起舆情事件，实质上都是对社会信任的一次细微侵蚀，制造出普遍的情感区隔。这些不断出现的裂缝，若长期累积且得不到有效弥合，会从根基处损耗公众信任，对公信力构成实质性负面影响。

（二）“空转”：传统媒体的现实困境

在一个完整的信息生态系统中，各个信息行动者均拥有自身的生态位。生态位指的是信息行动者在信息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特定位置、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发挥的功能价值，这构成了信息行动者在信息环境中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彭兰，2021）。在一个资源有限且相对脆弱的信息环境中，如果两个信息行动者的生态位高度重叠，即它们的资源需求与功能定位过于相似，那么其中一方很可能会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

将这一观点应用于主流媒体实践可以发现，当某个生态位因原有行动者退出或环境变化而出现空缺时，通常会有新的行动者迅速进入并填补该位置，并对临近生态位造成影响。反之，当传播环境发生剧烈变动时，某些原有的生态位可能逐渐萎缩乃至完全消失，导致原本居于其中的行动者面临被系统淘汰的风险。因此，对于主流媒体而言，维持并发展其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在动态变化的生态系统中有意识地辨识、确立并巩固其独特的、难以被替代的生态位（周树华，何仁亿，2023）。这要求媒体不仅要清晰界定自身在社会信息传播与舆论塑造中的核心功能，还需要持续评估环境变迁对生态位的结构影响，并主动进行适应性调整，以避免在结构重组中被边缘化或替代。

当前，以算法分发、短视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自动化、智能化平台新闻业态快速兴起，信息传播的速度、形态与场景正在发生全面迭代，机构媒体、自媒体以及平台媒体等多元行动者纷纷进入舆论场。主流媒体所遭遇的困境，在与这些新兴行动者的动态竞争中尤为凸显：其在原有传播格局与系统中的生态位受到挤压，核心功能未能切实落地，进而表现为“空转”。

第一，主流媒体在传统场域内“空转”。当前社会舆情的首发与主要发酵场所已普遍转移至网络商业平台，报纸、电视等传统舆论场域与网络空间这一当前舆论生成和扩散的主要场域之间出现明显脱节（张勤，2014）。主流媒体往往仍在自身传统系统内按既定流程进行内容生产，未能充分对接和回应网络舆论场的核心议题与公众关切，因而在舆论生成的主战场之外呈现“空转”状态。

第二，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上“空转”。即使主流媒体进入网络空间，其在议程设置上的引领能力也明显减弱：或者难以在热点事件发生初期率先发声、设置框架；或者在事件收尾与定调阶段无法充分发挥权威信源作用。主流媒体应有的专业报道能力、调查核实功能以及与社会深度沟通的价值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第三，主流媒体在关键流程外“空转”。在舆情应对过程中，主流媒体有时被排除在信息核验、一线调查、过程追踪与深度解读等关键环节之外，本应提供的独立观察、多源核实、背景梳理与社会意义阐释的“第三人称”叙事价值无从发挥。

上述问题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即仅以重塑媒体自身作为变革目标，不足以支撑系统性变革的战略高度与实践成效。这一判断的实践依据在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重大任务以来，尽管各级主流媒体在传播渠道拓展、全媒体矩阵建设、主流舆论引导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有机统一和效能全面提升这一关键战略目标尚未完全达成。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之间仍存在显著的脱节现象，大量核心采编力量持续被受众关注度较低的版面与节目所束缚。因而，超越媒体自身的微观视角，从更宏观的生态系统层面进行改革具有必要性。

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唯有深刻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化，清醒辨析深层利害关系，才能进一步坚定方向、凝聚共识，形成克服难关的强大合力。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路径，在于秉持“为党分忧、为国尽责”的出发点，构建形成“化零为整”与“化整为零”战略战术体系。“为党分忧、为国尽责”是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出发点，是主流媒体融入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进程、成为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执政资源的根本保证。“化零为整”强调战略层面的整合与统筹，旨在打破原有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的格局，通过顶层设计与机制创新，将分散的力量凝聚为协同运作的整体，形成战略合力。“化整为零”侧重战术层面的精准落地与灵活执行，要求将整体战略分解为具体可行的任务，融入一线实践场景，确保改革举措能直达末梢、取得实效。

二、以“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出发点，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绝非仅仅为解决媒体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困境，根本目标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切实“为党分忧、为国尽责”，积极融入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的进程，使主流媒体真正成为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执政资源。

推进系统性变革，其首要任务与根本出发点是为国家发展与治理大局服务，即“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主流媒体需要全面进入媒介化治理状态，借助信息传播、议程设置与共识凝聚的功能，有效支撑治理体系的运行，使主流媒体治理成为执政支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媒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应被视为系统性变革之后自然呈现的结果，不应作为改革的初始动因或核心目标。如果仅仅围绕拯救媒体本身展开工作，并急于寻求短期内见效的方案，改革很可能重新陷入以往路径依赖的困境，甚至可能导致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从国内发展的现实需求来看，“为党分忧、为国尽责”意味着必须更加充分地发挥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与公信力。根据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80.1%。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信息入口日益分散，新媒体、自媒体与智能媒体凭借更快的传播速度、更灵活的形式与更强的互动性，持续吸引公众注意力。随着Z世代、α世代成为信息传播活动的主力，他们对内容趣味性、个性化的要求也显著提高。这些变化共同作用，导致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被稀释。主流媒体是党的重要执政资源，是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复杂多变的舆论环境中，主流媒体应当着力加强评论工作，巩固思想引领阵地；强化舆论监督职能，推动问题解决与制度完善；深化深度报道能力，揭示事物本质、回应公众关切。通过这些扎实有效的工作，不断巩固和壮大主流价值，积极塑造理性、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

从国际层面来看，“为党分忧、为国尽责”意味着必须着力提升在全球信息流动中的定义权与话语解释权。长期以来，美西方通过掌控全球主要媒体渠道、影响国际组织规则与学术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对国际事件的定义权与解释权。近年来，全球范围的信息争夺与话语权博弈进一步加剧。在这一新形势下，我国主流媒体的角色应当超越单纯的国家声音传播者，积极成为全球认知体系的建设者、塑造者、倡导者。这意味着，在科技、金融、气候、安全等关键议题领域，主流媒体需要主动设置议程，发出清晰、有力的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凝聚全球共识。具体而言，主流媒体应通过深入、持续、专业的国际传播实践，逐步掌握对重要议题信息的定义权与定价权。通过真实、全面、立体的内容呈现，帮助国际社会准确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制度特点与文化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三、基于“化零为整”战略，筑牢主流媒体核心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努力将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转化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真正彻底地实现互联网化转型，不能停留在增设新媒体账号、简单平移传统内容的层面，应致力于“化零为整”战略，从追求机构合并、规模扩张等，转换为实现思维统合、产品聚合与价值融合。通过“化零为整”，聚焦统一的价值导向，有效整合分散的资源要素，做强做优传播主体，从而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筑牢根基、稳固底盘。

具体而言，“化零为整”战略包含三层递进的内涵。其一，它要求将零散、局部的思维模式，转化为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观念框架。其二，它要求将各处零散的资源，通过优化配置与有机联动，转化为难以复制的整体竞争优势。其三，它要求将不同环节、不同领域的局部优势，统筹凝聚为可协同作战、能攻坚克难的系统性能力。

（一）化零散观念为整体性思维

以系统性观念引领和推动系统性变革，要求主流媒体将主战场坚决转向互联网，具备当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进行“无后方作战”那样的战略决心，打破对传统支撑业务的惯性依赖，真正实现“All in互联网”。

回顾媒体融合进程，虽然提出了“坚持移动优先”、“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等原则和发展方向，但在新旧媒体融合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容易成为一种折中与过渡策略，比如一些媒体仍在发行几乎无人阅读的报纸、制作少有观众收看的节目，持续消耗最为核心的采编资源与改革能量。真正的互联网化转型要求各级宣传部门与主流媒体将工作中心全面、不可逆地转向互联网，坚决摆脱传统媒体的思维定式与体制路径依赖（胡正荣，李荃，2024）。具体来说，主流媒体应当借助系统性变革的历史性契机，勇于破旧立新，对那些已不适应互联网生态的媒体模块进行颠覆性改造与革命性创新，将有限的、稀缺的政策、资金、人才等改革资源，集中于锻造关键的长板优势。

实现“化零为整”，要求主流媒体将资源集中投入于提升优质内容的生产力、增强与网民的真诚有效沟通能力、锻造精准引导与化解舆情的能力，并将这些能力切实转化为服务治国理政且坚实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具体来说包括三种能力。第一，构建系统性的主流媒体受众观念。主流媒体常将老年受众视为传统媒体的稳定基础，认为银发群体自然归属于报纸、电视等渠道。实际上，短视频等新型数字平台正日益深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数字银龄时代全面到来。传统受众边界正在消融，固有想象的“后方”已不复存在，主流媒体需要重新构想主流的受众观念。第二，形成系统性的平台观念。过去一段时期，行业多将建设自主可控的客户端、构筑全媒体内容体系视为抵达“数字化彼岸”的标志。然而，主流的信息传播形态正在全面向智能化、沉浸化、定制化方向演进，变革不能止步于既有框架，必须主动拥抱技术演进，建立动态适应的能力（张志安，冉桢，2025）。第三，确立系统性的媒介化生存观念。随着互联网与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媒体不仅改变了信息呈现方式，更深刻地重塑着公众的认知模式、行为习惯与情感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的互动逻辑与运行方式，社会日益呈现出“在媒体中”（within the media）的特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不能仅限于业务调整，要从根本上更新对媒体角色的理解，推动整个系统的再造。

（二）化零散资源为整体性优势

实施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关键在于构建一体化的基础支撑体系。这意味着要积极引入系统外部的、不同属性的力量，实现各类资源的集成、融合与优化配置。必须将分散的人员、资金、物资、内容、数据、渠道等要素整合起来，构建能够协同作战的有机体系，使总体功能大于各部分之和。当前主流媒体构建有机协作体系的机遇是：通过建设统一的数据中台、智能化的算法中台和灵活的业务中台，打通内部各环节的数据壁垒，实现内容生产要素的数字化、标准化和可计算化。这将使得主流媒体能够基于数据洞察进行决策，利用机器学习优化内容生产与分发，最终实现从经验驱动到数据智能驱动的范式转变（周葆华，2025）。

国内外众多媒体机构已普遍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战略突破的核心方向。数字语言是数智时代的基础性通用符号，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新阶段，传媒领域无疑是其最关键的应用场景之一。但如何将数字语言和技术能力深度融入生产传播全流程，使其成为驱动系统性变革的“母语”，仍然言人人殊。这要求主流媒体着力实现数据、算法与业务场景的有机贯通，构建起以智能驱动为核心的智能化运作逻辑。在具体实践维度，这要求两方面的实践基础：一是推动系统性的“AI+传媒”底层逻辑重构；二是推动人文社会科学智能探索走向深入。

将人工智能与传媒领域深度融合，已成为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必答题。谁能率先将AI从局部的辅助工具，升级为驱动整体业务的核心生产力，谁就更有机会抢占未来传媒产业发展的战略主动。学界与业界需共同推动“AI+传媒”实现以下四个维度的创造。第一，赋能媒体全场景、全流程。在内容创作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已能生产涵盖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的多模态内容，“AI+传媒”则应当突破生产环节，深度嵌入并全面赋能媒体的分发、消费、运营、效果评估及用户服务等全场景与全流程，推动传播的个性化与多样化，构建连接并服务用户的新模式（郭全中，2024）。第二，构建垂类大模型。媒体机构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独有资源数据，特别是经过系统标注、分类与深度加工的高质量数据将构成未来智能场景中的关键竞争力。构筑这条专有数据的“护城河”，使媒体更有能力训练出贴合新闻生产、舆论引导、垂直领域知识服务等特定需求的专用模型，从而在关键赛道上形成难以被替代的专业优势。第三，重构组织关系。主流媒体需要将零散的技术工具、数据资产与业务资源，通过人工智能架构整合为统一的智能运作体系，驱动整个传媒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与智力密集型的范式转型。第四，引导人智协同新范式。确立“人智协同、人类把关”的底层逻辑，构建专业传媒人始终深度参与并主导决策的人机协作新范式,使人工智能应用成为增强其判断力、创造力与效率的助手与伙伴（周葆华，2025）。

人文社会科学智能（AI for Social Sciences, AI4SS）的兴起与发展，构成了当前系统性变革中值得重视的整体性优势。人文社会科学以人类行为、群体互动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正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带来三个维度的创新变革。一是人工智能技术极大地拓宽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与粒度。它能够在数据来源的广度上（如融合多平台、多模态数据）和生成新数据资料方面提供支持，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处理和分析的数据规模与类型复杂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观察以往难以捕捉的社会微观动态与宏观模式（蓝江，2023）。二是基于海量参数和复杂架构的AI模型，提升了对社会现象内在机理的分析深度。模型的复杂程度随着参数量级的提升而增加，使其能够更精细地刻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的运行机制，有助于在纷繁的相关关系中识别更具说服力的因果路径与结构性规律，推动理论构建从描述走向解释。三是预测与干预能力的革命性加速。算法与算力的跃进，特别是机器学习对传统统计方法的超越，以及实时、高效的模拟与求解能力，为大量基于社会计算的应用场景奠定了基础，有望推动研究范式从事后解释转向事前预测乃至事中干预。

（三）化零散优势为整体性能力

在高度复杂的智能社会中，仅靠传统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已不足以支撑深度的调查报道、精准的分析解读与有效的舆论引导。系统性变革要求主流媒体主动吸纳经济学、法学、公共管理、环境科学、医学等各领域的专业知识，与高校、研究机构、行业专家建立制度化的知识协同网络，将多学科的专业逻辑、分析框架与知识体系，内化为媒体自身的核心研判能力和内容构建能力。通过这种“学科语言”的掌握，媒体才能在金融、科技、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垂直领域提供具有专业权威性的内容产品，从而在关键议题上真正掌握定义权和影响力，筑牢其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基石。

以区域国别研究为例，它能够为国际传播提供至关重要的学理支撑。当前，我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文献、档案与统计数据等二手资料，缺乏基于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在地研究所获得的一手信息，难以真实、动态地反映对象国最新社会经济与政治变化。这种状况导致在为国家全球战略提供前瞻性研判、政策备选方案和风险预警时，往往深度不足、效能有限。必须认识到，国际传播不等于简单的国际新闻报道，它更需要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系统性赋能（任晓，2019）。这对主流媒体与相关高校协同建设国际传播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提出更高要求：推动高校与主流媒体携手，在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探索、田野调查与一线传播实战经验之间实现有机融通与优势互补，是持续深化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关键路径。

综上所述，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必然是一场“化零为整”的核心能力再造。它要求媒体机构超越传统的业务范畴，积极拥抱数据与机理融合的研究方法，并主动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前沿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通过构建这种开放、交叉、协同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共同体，主流媒体才能铸造其在复杂舆论生态中的核心优势，切实承担起党和国家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赋予的职责使命。

四、基于“化整为零”战术，建立灵活有效的实施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随物赋形”的智慧：水流没有固定形态，遇平原则水面开阔，遇峡口则水流狭窄，但始终向着大海的方向奔涌。当前主流媒体所面临的，正是由舆论生态的复杂性、传播渠道的多样性以及受众需求的多元性共同塑造的复杂“地形”。要推动系统性变革，就需要贯彻“化整为零”的思路，制定具有高度灵活性、针对性的改革策略，以此实现因势利导、有效应对的目标。

所谓化整为零，其一，要将相对整齐划一的战略指令，转化为能够适应具体情境的灵活战术；其二，要将整体板结的统合体制，转变为能够激发内部活力的灵活机制；其三，要将整套定型的培育模式，革新为鼓励多样发展的灵活方式。通过三个维度的具体战术，系统性改革才能从宏观战略扎实落向战术实践，在复杂多变的传播地形中走出切实可行的路径。

（一）化整齐划一的指令为灵活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化整为零”正是要求不套用单一模式或路径，做到灵活机动、因地制宜。遵循这一方向，系统性变革的实践关键在于将统一、协同的整体性能力转换为灵活的战术，实现媒体核心能力的有效提升、传媒效能的有效积聚，并在生态位上形成有效发力点。

具体而言，主流媒体核心能力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现场抵达能力。指的是在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进入现场，获取真实、全面、动态的一手信息流。这种基于物理在场、专业观察和即时判断的能力，是主流媒体的传统优势与核心竞争力所在。它依赖专业的采编队伍、高效的调度体系和深厚的经验积累，是技术目前难以完全替代的“脚力”与“眼力”的体现。第二，深度调研能力。指的是针对复杂议题或现象，运用系统的调查方法、专业的知识框架，结合数据分析、可视化等多种技术手段，进行深入挖掘取证与分析研究，有效揭示表象背后的因果关联与深层逻辑。第三，释疑解惑能力。在当前信息真伪混杂的背景下，面对公众重大关切或出现的信息迷雾，能够迅速启动事实核查机制，通过交叉验证、信源追溯、逻辑分析等手段，提供准确、清晰且具有公信力的解释，充分发挥社会认知稳定器的功能。第四，舆论引导能力。在多元喧哗的舆论场中，通过主动设置议题、构建理性分析框架、促进建设性对话，来凝聚社会共识，弥合分歧。这要求从业者寻找易于引发共鸣的表达方式，将政策议程与公众关切有效连接，使舆论引导工作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第五，社会服务能力。这意味着直接嵌入社会运行肌理，为解决具体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产品赋能。主流媒体可聚焦建设性新闻、解困式报道等范式，从问题的揭露者和记录者，进阶为解决方案的推动者与资源连接者，通过报道推动政策完善、连接社会资源解决民生难题（白红义，张恬，2020）。

（二）化整体统合的体制为灵活的机制

当前的信息生态系统中，传统由职业记者与专业机构主导的新闻生产垄断已被打破，公众、算法、组织机构与自媒体共同参与到新闻的发现、生产与意义诠释过程之中，形成了一个多元混杂的参与式生态。推行“化整为零”的策略，正是要突破现有相对刻板、统合的体制机制束缚，赋予一线部门、基层单位以及小型化团队更大的探索空间与自主权，形成更具适应性与灵活性的运行机制。在此背景下，推动核心采编人员从“记者”、“编辑”向“作者”、“主理人”转型，鼓励组建灵活精干的“特种兵”工作室，成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实现自下而上突破的实践举措。

“特种兵”工作室的突出优势体现在快、专、活三个方面。第一，以快制快。面对重大新闻事件或突发社会热点，能够实现快速集结、精准选题、迅速出击，完成精准高效的报道。这要求制度层面鼓励基层和一线部门大胆尝试，建立有效的试错与容错机制，营造有利于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宽松环境（李彪，陈智睿，2025）。第二，以专对专。工作室专注于特定垂直领域，依托小规模团队甚至个人化的运营模式，持续积累专业知识，培育稳定的受众群体，致力于打造具有深度穿透力的品牌IP，形成强大的用户黏性与市场辨识度。相较于传统媒体高度组织化、流程化的集团军作战模式，特种兵工作室凭借其高度专业性，更能适应非对称的舆论环境，在特定垂直领域建立认知高地，形成显著的专业穿透力。第三，以活应活。实行更加贴近市场规律与创作规律的考核激励方式，最大程度激发人才的主观能动性。目前一些主流媒体试行的工作室机制，其核心在于以项目为导向、以IP主理人为核心牵引，赋予“小而精”的团队在选题策划、内容生产、资源调配等方面的高度自主权，并将产出效果与绩效考核直接挂钩，从而有效提升团队的创新活力与市场反应速度。

（三）化整套定型的模式为灵活的方式

主流媒体建设、舆论引导、国际传播等领域之间深度关联、逻辑紧密，深刻影响国家话语权构建，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是当前意识形态与宣传思想领域最前沿的阵地。而在相关领域人才培养问题上，却面临供需错位、能力结构单一、跨界融合不足等核心挑战。其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产业变革构成了快变量，既有的人才培养体系则是一个慢变量，两者之间形成了显著的速度差与效能差。推行“化整为零”的策略，正是要优化当前相对“模式化”的人才培养路径，着力构建自主发展、拔尖创新、学科交叉的“干细胞式”育人新范式，从而加快培养一批具备跨学科知识、实战能力与复合素养的骨干人才，以超常规举措探索构建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新模式。

媒体要发展，关键在人才。当前，部分高水平“双一流”高校积极承担国际传播领域卓越人才培养任务，瞄准国家对外传播重大战略需求、国际传播产业发展需求，成立新形态人才培养机构，呈现两大特色。其一是多学科、跨学科的建设模式。由既有新闻传播学科牵头，汇聚国际政治、外文、计算机、国际文化交流等拥有国际传播应用场景的学术机构的高水平师资和科研团队，开展前沿领域跨学科融合创新。其二是复合型、国际化、实战型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实战实效”为标尺定制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与训练过程，针对国际舆论场“卡嗓子”问题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经打之才”，为主流媒体在系统性变革中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智力贡献。

五、结语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不是修修补补的调整，而是全方位、深层次的整体变革。必须将这一变革置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域下，从“为党分忧、为国尽责”的高度，以“化零为整、化整为零”战略战术体系统筹推进。“为党分忧、为国尽责”既是价值目标，也是底线原则，在于保障主流媒体始终成为党和国家执政体系的重要支柱与凝聚最广大人民群众共识的牢固纽带。“化零为整”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战略指导，要将零散的思维模式、分散的资源与局部优势，整合成为系统观念、整体资源与全局优势。“化整为零”是系统推进的战术路径，意在坚守“化零为整”的战略基础上，采取更加灵活、具体和针对性的措施，形成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具体路径。

“为党分忧、为国尽责”、“化零为整、化整为零”构成新时代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主流媒体只有持续秉持这一套价值观和方法论，才能更好地应对舆论生态的复杂挑战和媒体格局的深刻变革，不断巩固与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撑。

（裘新：《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价值导向与路径创新》，2026年第5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