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生的履历并不复杂。他1924年6月出生在河北，1940年10月参加革命，1945年进入新华社工作，1987年12月从新华社技术局副局长岗位上离休。

张连生的经历却极其特殊。在1947年至1948年间新华社“四大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时，他是“四大队”负责电务工作的第二中队成员之一。他也是目前新华社仍健在的 “四大队”成员。

2026年是新华社建社95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张连生也迈入102岁的人生阶段。为了开展史料收集工作，笔者曾于2025年8月至9月间数次来到张连生家中采访。当谈到关于“四大队”的话题时，这位百岁老人的眼中充满革命的热情和信心，并将70多年前的传奇故事娓娓道来。

电台是我们战斗的阵地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为了打破国民党发动的对陕北根据地的重点进攻，果断作出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定，并于29日在清涧县石嘴驿附近的枣林则沟村举行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枣林则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人，按军事编制组成中央纵队，代号“三支队”（后改为“九支队”“教导旅”），中央纵队下辖四个大队。其中，第四大队为新华社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简称“四大队”。

“四大队”是一支主要由编辑、技术和行政人员组成的精干小分队，共40多人。大队长是范长江，副大队长是耿锡祥。大队下设编译、电务、行政三个科，分别编为第一、二、三中队。

“那时，我是第二中队的收报员”，张连生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他也在《难忘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与《难忘的一九四七年》等文章中，详细回忆了“四大队”第二中队同志把电台当作阵地的战斗故事。

当时跟随在党中央身边的新华社电台人员，总共不过十五六人。主要任务是通报、收报，不仅要抄收国内的电讯消息，还要抄收国际上主要通讯社的消息。在完成收发报任务的同时，为了保障电台设备供电，大家还要做摇马达为蓄电池充电的工作。当时，工作任务繁重，行军日夜兼程，宿营休息时，同志们还要通宵工作，但大家毫无怨言。张连生所在的这支负责技术工作的队伍工作起来十分高效。每到一地，天线工都会迅速地架设临时天线，遇到情况时，则立即拆除这些天线；机线安装工能随时随地以最快的时间安装好机器，每当出发前还能立刻拆卸装箱。

战争环境下，物质条件困难到极点，除了收发报机、马达等机器需要人力运转之外，桌椅文具等其他用具也非常紧缺。装机器的大箱子成了“常任桌腿”，小箱子成了“当然椅子”，老乡家中的门板当作桌面。每到一地，土炕上就是大家的宿舍，地下就是工作间，永远不疲倦的马达声则是工作和睡眠的伙伴。

转战期间，电台同志不仅克服了种种困难，而且自发地开动脑筋，解决工作中的技术难题。比如张连生的同事赵抗发明了迅速架设天线的办法，他把天线的一头拴上石头扔到树上，另一头经过树枝这个支点接到设备上，拆卸时只要把接设备的一头松开，天线就会自动落下。大家还琢磨出“开车收报法”，以应对收报机的低压电源供应问题。

“当时我军只有2万多人，胡宗南有20多万！”张连生在谈话中多次提到当年敌我兵力悬殊的危急境况。当时，为了保障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大队”一面要采取严格防护措施，避免被敌人捕捉到信息，另一面要密切关注和收集敌台的情况，随时向中央汇报。在这段充满硝烟战火的岁月中，“四大队”第二中队把电台当作阵地，出色完成了战斗任务。

行军是我们战斗的主题

从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四大队”跟随在党中央身边转战一年有余，途经12个县，在38个村庄住过，行程2000余里。当时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在陕北的山川沟壑中多次转移，利用这里的地形特点吸引、牵制胡宗南的军队主力。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四大队”跟随党中央经历的大转移就有8次：清涧县孙家河，靖边县青阳岔，安塞县（今安塞区）高川，靖边县悬梁峁、牛家沟，葭县（今佳县）槐树峁、阎家坪，米脂县杨家沟。转移途中，同志们不仅需要解决工作生活条件简陋问题，还经常面临生死考验。

张连生在回忆文章中讲述了在志丹县的一次惊险行军。当时，队伍驻扎在一座小山下，夜里11点钟的时候，司令部传来命令：“立即准备出发！”深夜又逢大雨，山中路滑难行。同志们为了不掉队，一个跟着一个，两眼死死地盯着前面人的后背。“不准说话，不准掉队，小便后紧跑追上！”“前边要下山，右边是悬崖，注意路很陡！”“要上山，准备好！”队伍中不断传来指挥员的命令……突然一声巨响，前边有骡子滚下山沟，第二中队队长杜牧平立即派出两人去前面帮助拖拽骡子上山。雨越下越大，每个人都全身湿透，装设备的箱子也开始渗水。赶牲口的报务员为了保护机器，把自己的被子打开盖到机器箱上。

一夜脚步不停，直到第二天凌晨6时，队伍才到达横山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坐落在山顶，只有4户人家，吃水要到8里外的山下去打。同志们只能在放土豆的窖里工作。电台同志则被分配在一孔不住人的大窑洞里。虽然刚刚经历了一夜惊险，但大家安顿下来后，有的架天线，有的找门板，还用老乡喂猪的木槽当桌子，一刻不停地投入工作。

上午11点钟左右，大家又接到了“立即出发”的命令。一直走到下午2点才架锅做饭，饭刚做好，还没顾上吃，又接到命令须立即出发。据司令部的侦察兵说，敌人就在距离我们队伍四五里远的山坡上。由于群山这个天然屏障的掩护，队伍未被敌人发现。当时，为了不暴露目标，800余人的大队被压缩在长不过两里、宽不过百十来米的山沟里。

当时，范长江鼓励大家说，敌人没有什么可怕的，并教大家怎样防空。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杜牧平还曾命令大家做好最坏情况的打算：烧掉自己的日记本，把文件上交。万一敌人来了，我们就拆毁机器，把同志们编成游击小组，准备好武器，就开始战斗吧！由于中央领导同志指挥英明、每位同志都恪守战场纪律，最终中央纵队在这场遭遇战中化险为夷。

这样的紧急情况“四大队”遇到过不止一次，但是没有人感到害怕。张连生在采访中坚定地说：“无论多么危险，只要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就无所畏惧！”生死攸关的时刻，同志们宁可与敌人以命相搏，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就如杜牧平所说：“我们今天不是为死而打，是为了很多人活着而且是要好好地活着才打呢！”

始终站在党中央的队伍之中

范长江1947年9月11日给时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及社委会写了一封长信，报告半年来“四大队”在陕北转战中的工作情况和自己的体会，称“我们获得了一生难得的向中央同志学习的极端可贵的机会”。在陕北转战的一年多时间，中央领导同志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让“四大队”的同志们深受教育。范长江还在自己的体会中写道：“在写文章的过程中，（中央领导同志）这种认真与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认为的最高的‘认真’的标准。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条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任、周、陆等详细传阅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苟地修改。”

除了在业务上给予悉心指导，中央领导同志还时刻将“四大队”的安危放在心上。在1947年6月9日的王家湾转移中，“四大队”因为路途遥远、天黑下雨等原因，没有及时赶到集中地。当新华社的同志们千辛万苦走近山口时，大家竟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站在雨中等候。他们说，由于情况紧急，其他大队都已进山了，因为怕新华社的同志们走错了路，所以在这里等着大家。只有大家都赶上来了，他们才能放心一起上山。

当时的情势实在危险。队伍刚走到山顶，就传来了司令部命令：所有电台一律停止联络，所有人不准抽烟、不准打手电筒、不准大声说话。只有骑兵排的几个战士埋伏在山边，密切监视敌人的行动。原来，这时敌人正在山脚下行进。据事后了解，敌军的司令部当晚也设在了王家湾，但他们待了一整夜也没有察觉出，白天毛泽东还住在这里。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大家一起跋山涉水、同甘共苦。身为“四大队”的一员，张连生还与同志们一道在庆祝建党26周年的大会上，亲耳聆听了周恩来作的“党史报告”。周恩来介绍了党的革命历史和光荣传统，并且激励大家，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对张连生来说，即使人生已走过百年，转战陕北的岁月仍始终难忘。大家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炼，紧张工作的锻炼，严酷战争的考验，所受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能够在党中央的严格要求和具体指导下进行工作，新华社同志的革命热情和胜利信心被充分激发。

据新华社离退休干部工作局的同志介绍，张连生在100岁那年还能听到声音。但过去一年多，他听力退化严重，目前只能通过读纸条接受采访。尽管如此，当回忆起“四大队”历史时，张连生仍能饱蘸着深情倾诉。无论是描述转战陕北的情景，还是谈到局势的危急，他口中始终都在强调：“我们对毛主席很有信心，我们对西北野战军的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很有信心！我们站在党中央的队伍中，从来不会惧怕，因为我们一定会胜利。”（作者单位：新华社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