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主流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已历经十余年迭代，并于2025年进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新阶段。这一进程遵循着数字化、移动化、网络化、智能化四个演进阶段，每个阶段均对应着传统媒体传播生态的功能调适。

数字化阶段聚焦于内容形态与受众需求的最优适配。其核心在于突破传统媒介的单一性，依据受众信息接收习惯、场景与时间特征，对内容进行多形态再造。如对学术讲座的报道，将内容拆解为文本、短视频、海报等多元产品形态传播，借助立体化内容触达多元受众群体，实现信息价值最大化。

移动化阶段引发了媒体信息生产传播机制变革。随着手机成为核心终端，媒体生产与传播流程被迫从传统的定时、定点的内容供给模式，转向全天候、即时化的分布式生产模式。这一阶段的本质是媒体为适应移动场景，对内部组织流程和响应节奏的强制性适配。

网络化阶段标志着传播生态的权力位移。超级互联网平台逐步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传播网络的数字基础设施，多数媒体失去传播渠道的主导权，其内容生产与受众触达之间形成传播壁垒。回顾传统媒体与互联网平台竞争合作交织的互动历程，传统媒体先后经历与门户网站、算法分发、人工智能内容抓取的三次博弈。近期7家财经媒体声明，未经许可禁止AI抓取内容，这一举措虽无法阻挡技术发展趋势，但通过持续的版权维护行动，[1]为后续内容版权保护与维权追偿提供依据。

智能化阶段开启了人机协同的传播体系新形态。AI技术全面渗透内容生产流程，推动信息分发进一步向大模型应用的“人机式”智能交互跃迁。这种信息匹配模式在提升分发效率的同时也催化了信息茧房，使媒体的核心任务从重视传播质量和影响，转向对平台流量和注意力的争夺。面对信息流动规则与分发权力的深层变革，媒体需警惕过度流量崇拜，关注有效流量与价值转化。

生态学的观点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多元主体及其关系构成的复杂整体。英国生态学家亚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于1935年提出生态学研究的“生态系统”概念，生态系统不仅包括生物复合体，还包括环境中全部物理因素的复合体，这是地球表面自然界的基本单位。[2]这一概念进入新闻传播学视野后，“新闻生态系统”侧重多元新闻行动者，强调传统新闻媒体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面对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战略要求，媒体要在新传播生态的整体“系统”中寻找到方位感、确定生态位，[3]以超强韧性和高度敏捷性，进行生态型变革。

传统媒体如何开展底层传播逻辑的自我变革，在智能传播生态中重新锚定自身传播功能、价值边界与发展坐标，实现从被动适配变革到主动建构传播生态的转型跃升，是当务之急。本文基于生态位理论，探究主流媒体在平台和AI技术双重裹挟下所遭遇的生态位危机，分析主流媒体如何通过生态型变革重构其生存逻辑，以期在智能传播语境下持续强化其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具体包括：主流媒体如何锚定其在数字生态系统中的核心节点位置？当下主流媒体所处的生态位呈现何种形态特征？如何为主流媒体生态型变革提供系统性策略？

一、

主流媒体生态位变革内涵与态势重构逻辑

生态位（Niche）理论是自然生态学中的概念，指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物物种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占据的位置，以及表现出的对环境的综合适应性。[4]生态位呈现的是生物单元在生物量、资源占有量、自身发展水平等方面的综合状态。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媒介生态的概念，并将媒介生态视为“媒介作为环境”，用于考察传播技术和媒介的变迁对社会文化以及人的思维、意识、语言、行为等造成的影响。学者邵培仁认为，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人、社会、自然、媒介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关注媒介组织、技术、内容、用户、资本、政策等多元要素在一个系统内的共生、竞争与演化。[5]

（一）

媒体生态位变革的基本内涵

在生态位理论中，“态”（Ecostate）与“势”（Ecorole）是考量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生存发展地位和作用的两重属性。“态”指生物单元个体自身的属性，如能量、个体数量、智能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适应能力、生物量、资源占有量等生物单元的状态，主要反映生物单元的各项属性在过去时段与环境相互作用后产生的适应性结果；“势”则体现生物单元对环境的影响力。[6]

依据生态位态势理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一定程度上可被解释为一种“态—势失衡”，其在大众传播时代积累的“态”，即专业采编体系能力、公信力、政治资源等资源存量，与智能传播时代平台和算法的传播逻辑不匹配导致的功能失调。这种失衡表现为：部分媒体虽然基本完成自主可控平台的搭建与内容生产流程的重组，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组织形态、价值逻辑和传播生态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这种结构调整更多表现为适配性改良，而非体系性重构。

由此，主流媒体转型须突破局部自我修复或更新的做法，置身于更广阔的传播与社会结构中探索实践，从功能、关系、技术与模式四个维度关注主流媒体与平台、用户、制度、资本等外部要素之间的结构互动与生态协同。[7]这实质上是一场从资源存量依赖向环境依赖重构的范式转移，旨在激发“态”的多样性以重塑“势”的动能。

主流媒体的生态位变革，实质是在智能传播时空下的一场“态势重构”。媒体不再于资源与渠道层面固守“态”的封闭积累，而是通过重新协商与平台基础设施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依存关系，以此挖掘“态”的多样性。比如：在时空生态位中，作为生态节点中的信息枢纽；重构角色功能，成为价值协调者；借力智能技术，实现人机共生的认知协同。同时，媒体致力于重塑其在网络信息生态中的“势”，在具身化、场景化的用户实践中，建立情感与实用的强连接，强化自身作为社会信任的观念基础设施的角色，以敏捷创新思维和姿态打破边界，尝试与平台、技术、用户等共塑生态，通过持续适应与创新延续公共服务和连接的核心价值。

（二）

主流媒体“态势重构”内在逻辑

主流媒体的“态势重构”在具体实践中面临媒介时空格局迭代、平台与AI生态博弈、新型智能场景适配等多重结构性困境，制约了其生态位重塑的整体效能。理解这一重构的内在逻辑，须将其置于媒介化历史演进、权力结构位移与技术场景跃迁的三重维度中进行系统性考察。

1.

媒介迭代演进：时空生态位的变迁

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须将其置于不断演进的媒介化历史进程中。媒介技术的演进逻辑，是媒介从社会结构的外围向中心位移，并最终重塑社会传播结构的过程。依据媒介对社会渗透程度的差异，可划分为“生活中有媒介”“生活在媒介中”“媒介即生活”等三个演进阶段 。

“生活中有媒介”阶段，大众传播占据主导地位，主流媒体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的核心枢纽，垄断着符号生产与传播的渠道，承载着核心价值观。此时的舆论生态呈现出较高确定性、可控性、理性的特征，主流媒体的空间生态位体现出“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中心位置。

“生活在媒介中”阶段，互联网平台打破传统的科层制传播结构，形成专业媒体、机构媒体、自媒体、互联网平台多元互动与竞争态势。算法逻辑作为新的作用机制，成为连接人、信息与媒介的新型基础设施性力量，使传播生态呈现出去中心化特征。这一时期，公共传播逐渐兴起，舆论生态的非理性、极化风险与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主流媒体的时空生态位发生结构性位移，从“中心”变为“多元节点”之一，其传播周期与渠道垄断被平台及算法重构。

“媒介即生活”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技术加速内容喷涌化，并重构数字传播的底层架构。如今处于平台社会向智能社会跃进的时期，大模型不再仅仅是工具，而是正在取代搜索引擎与App，通过对数据的结构性吸纳与重组，成为统摄性的数字入口与数字连接生态的核心枢纽。这一跃迁意味着主流媒体的时空生态位再次面临结构性位移，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体成为主流媒体新的竞争者，用户的信息接触模式从主动搜索转向意图匹配，主流媒体若不能嵌入大模型的语料生态与分发逻辑，其可见性将面临进一步降低的结构性风险。

2.

平台与AI博弈：生态位重塑的困境

随着大模型应用兴起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互联网平台不断上演内部博弈，新旧业务板块争夺流量资源。从平台到AI，科技企业对流量和注意力的争夺，使得媒体在依附平台流量与争夺自主可控入口之间努力寻求平衡，新兴智能技术应用不再是中立工具，而是关乎媒体未来生存的结构性力量。其技术普及重构了用户信息获取的接触机制与传播链路，传统搜索引擎的信息呈现被AI智能摘要前置替代，主流媒体的权威信源身份被进一步弱化，其媒介可见度被进一步降低，媒体在智能传播场域的生存空间也被进一步压缩。

在内容版权层面，AI大模型对媒体原创内容的无偿抓取、训练与复用，持续激化传媒行业的版权争端，单纯依靠事后维权、舆论抗辩的治理模式有效性持续递减，难以适配智能时代的内容价值保护需求。相较之下，以界面、财联社等专业垂类媒体为代表的部分媒体，拥有独家高质量语料库，正探索将语料库资产化的新型生态突围路径，通过与人工智能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将独家内容资源转化为可议价的数据资产，实现流量反哺与商业价值变现，构建起更强的生态位韧性与市场议价能力。这种语料库战略也为主流媒体破解内容版权困境提供了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占位的角色转换方案。

3.

智能场景适配：生态位的未来布局

智能技术正通过车载场景、AI智能体与具身媒介重塑传播生态，倒逼主流媒体突破传统思维，以场景化思维完成对人、媒介、外部环境互动关系的前瞻性布局。

其一，车载场景逐渐成为媒介化消费空间，接续移动端成为新一代移动传播入口，依托语音、视觉、触觉协同联动的多模态交互机制，呈现碎片化、伴随化的信息接收特征。这一传播场景的应用，推动媒体深耕语音交互，打造轻量化、非视觉依赖的内容产品，以便更加贴合车载场景的用户使用习惯。

其二，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AI智能体将逐步承担信息筛选、事务管理、情感陪伴等复合型传播功能，重塑社会连接与人机互动模式。在此趋势下，媒体可凭借权威、可信的原创内容优势，成为AI智能体调取的核心语料库来源，有针对性地优化内容生产标准，提升内容的机器可读性，完善语义结构化编排等，适配智能体的后台调用技术规则。

其三，以AR（增强现实）智能眼镜、语音交互为过渡形态，脑机接口为终极形态的具身传播时代正加速到来，这将彻底颠覆传统平面表达的叙事模式，要求主流媒体转向情境感知、多模态叙事，适配新型智能传播场景。这意味着，媒体生产逻辑要发生根本性转变，内容生产从单一模态转向多模态融合，传播路径由受众被动接收转向沉浸式参与的具身交互传播。

二、

主流媒体生态位变革的主要路径

在智能传播主导的全新媒介生态中，主流媒体重塑核心优势、激活生态动能，需要考虑智能传播生态中的“位置”和功能。这需要从打造语料库、信息枢纽、公共支撑、跨界演化等维度开展系统性变革实践，逐步完成媒介生态位的迭代升级。

（一）

搭建媒体语料库，打造智能传播生态的“真相锚点”

传统大众传播时代，主流媒体凭借把关人角色垄断信息入口；在算法主导、信息过载的当下，公众面临着从信息稀缺转向“真相迷失”的考验。大模型通过预训练语料库直接生成综合性回答，令用户获取的信息往往是多源内容的加权聚合，媒体作为信息源的独立性与品牌辨识度也会被算法消解。此外，人工智能基于概率模型驱动的“语言模仿”优先于事实验证，其训练数据若包含谣言或错误信息，大模型会将其视为事实并复现，从而使虚假新闻成为下一轮虚假新闻生成的“原材料”，[8]使信息生产因技术瑕疵、利益驱使等变成充斥幻觉（Hallucinations）和同质化的数字洪流。

在信息过载与算法偏见并存的环境中，公众对事实真相的需求反而更加迫切。作为提供真相的可信语料库，媒体的核心价值更加凸显，舆论压舱石的价值锚定作用不可替代，其对人类价值的判断为算法逻辑提供规范性校准。比如，人民网已打造总体规模超300TB的“主流价值语料库”，四川日报社基于省情语料库、藏语语料库等开发行业智能体和数字服务，探索“媒体+AI”的在地化实践。[9]这些实践，助推一些媒体主动将长期积累的公信力资本转化为可计算、可交易、可复用的数据资产。

（二）

重构信息枢纽，从传播中心转向“生态节点”

因传统线性传播渠道的支配地位不复存在，主流媒体须深度嵌入由算法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和社会网络交织而成的复合型传播生态系统，通过节点化连接、资源整合与多主体协同治理重塑影响力。新媒体产业正经历从“AI for Media”（AI辅助媒体）到“Media by AI”（AI创造媒体）的根本性转变[10]，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生态位节点位置的重新锚定，意味着主流媒体的智能化转型不再止步于App，而是迈向AI原生的场景化应用，以实现生态位扩充。目前，主流媒体的智能技术应用，已呈现面向受众的“内容生产型”技术应用、面向行业机构的“垂直服务型”技术应用、面向社会的“生态建构型”技术应用等三种差异化策略。

其中，“内容生产型”应用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目标，通过智能技术重构采编流程、岗位体系，推动新闻机构从传统的人工采编模式转向人机协同的智能共创模式。“垂直服务型”技术应用以行业服务为导向，通过大模型技术，整合垂直领域的专业资源与文化资本，为机构提供知识服务和决策参考，推动传媒组织由内容提供者向专业智库与产业赋能者转型。“生态构建型”技术应用的核心在于重塑组织结构，搭建跨部门、跨领域的生态协同机制，通过大模型构建贯通政务、产业与传媒体系的智能中枢，实现从单点内容生产向多层级信息生态的系统整合。

例如，传播大脑科技公司推出的“传播大模型”，已接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媒立方”与浙江省媒体融合“一张网”系统，可向全国媒体、高校与企事业单位输出智能创作与内容管理服务。[11]这种“生态建构型”应用超越了单一媒体机构的边界，通过技术输出与平台化运营，将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从内容层面扩展至基础设施层面，有利于实现从内容节点向信息枢纽的角色跃升。

（三）

再造连接平台，推动媒体成为智慧城市的“公共支撑”

媒体与社会系统的边界日益模糊，“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融合模式使主流媒体深度嵌入社会治理网络，为此，一些地级市媒体在融合转型中逐步拓展“公共支撑”功能。比如，在“我的宜昌”客户端建设中，当地数据局退出前端政务应用研发与独立运营，由宜昌大数据集团联合宜昌三峡传媒集团合资运营“我的宜昌”客户端，解决市域政务App碎片化布局问题，实现城市综合服务“一端搞定”。通过此举，媒体有望成为城市数字基础设施的共同建设者与运营者，在治理架构中获得实质性的资源调配权与平台主导权。

“我的宜昌”平台构建了新闻、服务、生活三位一体的传播服务体系。在新闻界面，开设《政情》《头条》《宜昌》等垂直栏目，整合市县两级304个政务、企业、媒体账号，打造一体化“宜昌号”传播矩阵；在服务界面，将“我的宜昌”与“宜格服务”二端合一，集成全市社保、医保、公积金、挪车等各职能部门服务入口，构建城市服务总枢纽；在生活界面，搭建工会福利平台，吸纳300余家本地优质商户入驻，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同时，平台叠加12345市民热线通道，构建双向政民互动链路，凭借AI数字人、本地大模型等智能技术赋能内容生产与政务服务。[12]

这种三维架构，推动媒体从单一的新闻入口转变为具备复合公共服务功能的城市入口，其核心在于以本地用户为中心进行内容生产与传播，在用户、渠道、服务及内容等方面建立起本地化、平台化、亲民化和便利化的发展路径。[13]此类智慧城市服务平台，其运作逻辑展现了媒体参与治理的机制特点：媒体以受众群体积累注意力资源，通过深度融合内容与平台，实现平台生产内容、专业化媒体提供内容、个人用户生产内容的结合，再辅以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资金注入，实现价值延伸。[14]

（四）

深耕文化价值，从破界运营转向身体在场的“跨界演化”

智能传播生态的复杂性要求媒体以开放姿态与平台、技术、用户共塑生态，通过持续适应与创新延续公共服务和连接的核心价值。当前，主流媒体商业模式主要涵盖内容付费、信息审核、文商旅体综合运营。其中，文商旅体展等领域的综合运营，意味着主流媒体传播“跨界演化”，实现了文化价值、传播价值与市场价值相统一的深层角色重构。

在文化领域深耕业务创新，媒体要向民营企业、向市场探索者积极学习。以上海豫园灯会为例，运营团队通过挖掘传统民俗文化中的奇幻视觉元素，将灯会从传统观光式场景升级为沉浸、交互式体验场景，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情绪情感连接，实现了扭亏为盈，并将运营模式输出至法国等海外市场，创造了可观收益。再如浙江中月婺剧团，通过技术创新融合川剧变脸、机器狗表演与全息投影等现代科技，推动传统艺术现代化转型，使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消费语境中重获生命力。这两个商业项目的探索，启发媒体进一步跳出单纯内容输出的限制，以文化资本为核心、以智能技术为支撑，将主流文化注入创新场景，通过“文化+科技+运营”的融合思路，使媒体成为连接消费、文化与科技的桥梁，持续探索商业模式的迭代升级。同时，主流媒体在文商旅体展等线下场景中的角色拓展，既扮演了对文化场景进行智能化改造的加速器角色，也发挥着数字传播时代向具身在场空间延伸的催化剂作用。

面向智能传播的未来，新闻业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关键在于生态位中的转型，在于实施生态型变革。首先，要加速拥抱AI，构建与技术共生的生产关系，激发人类创造力与专业价值，强化人的主体性地位；其次，要实施垂类深耕，将抽象的公信力转化为具象的生产力，积累更多扎根“地方性”的知识、资源和应用。最后，要坚定改革魄力，依靠创新个体、整合创新网络、立足创新情境，通过培育敏捷创新的组织基因，以持续的思考、高效的行动、积极的姿态，持续校准生态位置与生态角色，实现在全新传播体系中的转型升级。（作者张志安系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欣颖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研究”〈24ZDA07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1世纪经济报道等7家财经媒体宣布：禁止AI未经许可抓取内容.[EB/OL]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60429/herald/4cde9e4d95926367282576d9bdc5e55f.html.

[2]曹凑贵.生态学概率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0.

[3]周葆华.寻找“生态位”：媒体“系统性变革”中的方位感[J].青年记者,2025(11):1.

[4]王春新,李庆兵,李炳森,等.以生态位理论为基础的企业发展现状分析[J].管理观察,2018(35):25-27.

[5]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J].新闻界,2001.(5):26-27+29.

[6]朱春全.生态位态势理论与扩充假说[J].生态学报,1997(3):324-332.

[7]丁和根,孔令博文.从嵌入到互构：生态位理论视域下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J].编辑之友,2025(12):5-12.

[8]李明德,李聿哲.赋能和消解：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闻真实的碰撞[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5(2):109-118.

[9]人民网“主流价值语料库”入选国家数据局“高质量数据典型案例”.[EB/OL]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5/1011/c1004-40580186.html.

[10]拥抱智能浪潮 泳向变革深处——从2025中国新媒体大会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如何更好“向新而行”.[EB/OL]https://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51114/430b6666cf6d46a283ab8de2b488a7e9/c.html.

[11]张志安,廖翔.主流媒体大模型应用创新的路径差异与影响机制[J].新闻与写作,2025(12):29-40.

[12]“我的宜昌”客户端2.0版上线 城市综合服务“一端搞定”.[EB/OL]https://www.cn3x.com.cn/article/202603/27/c874885.html.

[13]潘琳,李珮.媒介生态位视角下县级融媒体“下沉”研究[J].中国出版,2022(20):41-46.

[14]陶喜红,周也馨.生态位理论视角下平台型媒体价值链生成逻辑[J].中国编辑,2021(7):64-68+73.

本文刊登于《中国记者》2026年第7期

新媒体编辑： 梁益畅 陈芳  李航（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