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采写的通讯《红安村干部“撤掉”办公桌扎进群众中》荣获2025年度江苏省好新闻一等奖。

这条新闻不是“跑”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

在这篇心得中，我想着重回答四个核心问题：如何在庞杂的信息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如何判断新闻价值的动态变化，并找准出手时机？如何在现场捕捉真正打动人心的细节？如何用“养育”的心态坚守记者的初心？

01

这条线索，不是我“找”到的，是前辈“给”我的。

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

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前辈把我叫过去，递给我一份材料，随口说了一句：“你看看这个，‘红安村，党群服务中心不设书记、主任室’。这句话有点意思，你可以关注一下。”

一个村的党群服务中心，不设书记室、不设主任室，那书记和主任坐在哪里？如果他们不在独立的办公室里坐着，那他们在干什么？村民找他们办事，去哪里找？

这些问题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问号。

我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办公布局的变化，更是一种工作理念的转变。

我不知道这个线索最终能不能做成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时机，但可以先养着。

为什么值得养？因为它具备了一个好新闻的基因。

第一个基因，是“反常”。

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书记室、主任室是村委会的“标配”。没有这些，就是反常。而新闻，往往就藏在反常里。

第二个基因，是“小切口大主题”。

一个村子不设书记室，看起来是件小事。但这件事往大了说，牵扯的是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整治问题，是党和群众血肉联系的问题。

把这个小切口挖深了，就能照见一个大时代。

第三个基因，是“可持续性”。

这句话不是一次性的新闻事件，而是一个可以持续观察、持续挖掘的话题。

今天可以写办公布局的变化，明天可以写减负之后的效果，后天可以写干部作风的转变给村子带来了什么。

它有生长的空间。

02

这一篇稿件的新闻价值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生长。

第一是办公布局之变。

我第一次关注到红安村时，新闻价值主要体现在“不设书记主任室”这个形式创新上。

办公桌撤了，办公室改成了活动室，一人值班、全员下沉。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

如果在这时候发稿，稿子的重心会落在“基层治理有创新”上。

第二是基层减负之变。

到2025年，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越来越明确，红安村的故事，恰好可以成为“基层减负”主题下最生动的注脚。

这时，新闻价值的重心从“形式创新”转移到“制度红利”，减负到底给干部和群众带来了什么。

第三是政绩观之变。

放在今年，我重新审视红安村的故事时发现，它讲的不仅是减负，更是一种政绩观的转变。

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不是填了多少表、开了多少会、迎了多少检，而是为群众办了多少实事、解了多少难题。

红安村干部杨德安那句“下午就去现场定位置”，就是正确政绩观最朴素、最有力的表达。

而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条新闻的价值还在继续生长。

2026年3月，杨德安入选第一批“江苏好人”，获评“敬业奉献”类江苏好人。

几十年来，他扎根基层，带领村干部埋头苦干，将红安村从偏远薄弱村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排头兵”，红安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多项荣誉。

读到这个消息时，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当初写的那篇稿子，记录的其实只是杨德安和红安村故事的一个片段。而他的故事还在继续。

这也让我更加确信一条好新闻的标准，它不仅能在当下打动读者，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甚至成为人物后续故事的一个注脚。

从办公布局之变，到基层减负之变，乃至今天“江苏好人”的时代回响，新闻价值在每个阶段都被重新激活、重新放大。

只要它呼应的是时代的真问题，它的价值就会在不同的背景下持续发光。

03

在红安村的采访中，有四个细节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第一个细节，一张长服务台。

从一人一桌到一张长台，这不仅是办公布局的改变，更是干群关系的改变。

以前干部一人一间屋，村民找谁得挨个敲门。现在大家坐在一张台前，面对面、平起平坐。这种物理空间的变化，折射的是服务理念的根本转变。

第二个细节，“一件事可以从头干到尾”。

红安村干部周建荣的这句话，是对减负获得感最精准的概括。

对基层干部来说，能够不受干扰地干完一件事，曾经是一种奢望。

当这种奢望变成日常，他们的工作状态、心理状态都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三个细节，“下午就去现场定位置”。

这是整篇报道的文眼。

一个村民随口提出的要求，一个干部不假思索的回应。这种随叫随到、马上就办的状态，正是基层治理追求的目标。

第四个细节，每周日下午的充电时间。

这是我在采访中偶然发现的。

红安村的村干部每周日下午雷打不动地集中学习。

年轻干部徐晓玲告诉我：“以前每月学一次，现在每周聚一回，学的是群众工作方法，练的是服务群众本领。心里越来越有底，脚下也越来越扎实。”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细节一定要写进稿子里。

因为它回答了稿子深层的一个问题：杨德安老去了怎么办？红安村的未来交给谁？

撤掉办公桌只是第一步。

减负之后，干部们多出来的时间用来干什么？杨德安的做法是，带着大家一起学。

他深知，一个村子要持续发展，不能只靠他一个人。

他带着年轻干部学政策、学方法、学做群众工作，手把手地教，一点一点地带。

徐晓玲说起杨德安时眼里有光，她说，杨书记教会她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怎么做报表、怎么迎检查，而是怎么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说话。

这个细节让整篇报道有了纵深感。

它告诉读者，红安村的改变不是一阵风，减负的成果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消失。

因为杨德安在做的，不仅是自己带头干，更是把这份“扎进群众中”的作风，像种子一样种进年轻干部心里。

稿件没有停留在“减负带来了变化”这个浅层结论上，而是往深处多挖了一锹，减负之后，干部如何成长，队伍如何传承，事业如何接续。

04

在养育这条新闻的过程中，我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持续跟踪，不断线。

隔一段时间就给杨德安打个电话，问问最近忙什么、村里又干了哪些事。

这些电话不是为了发稿，而是为了保持对这条线索的体温感知。

第二，判断时机，不急躁。

看着别人发了很多基层减负的稿子，心里也痒过。

但我始终在等那个信号，当减负的红利真正转化为群众的满意度时，这条新闻的价值才达到了峰值。

第三，反复进村，不敷衍。

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而不是重复上一次的内容。

就像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看到长者幸福食堂开起来了，看到年轻干部独当一面了，看到杨德安依然在村里走来走去。

而前辈当初那句“你可以关注一下”，也让我明白了另一件事：新闻的传承，有时候就藏在一句轻描淡写的提醒里。

这种传承，是这个行业最珍贵的东西。

记者的初心，说到底不是发了多少条稿子、拿了多少个奖，而是有没有真正记录下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人和事。

红安村的杨德安用数十年时间写了一篇关于“敬业奉献”的长篇报道；前辈用一句提醒，教会了我什么是新闻敏感。

我不过是那个把这两件事连起来的人。

在全媒体时代，“快”很重要，但“深”更重要。

追热点很重要，但养新闻更重要。

记者心里要有一块自留地，种一些需要时间才能长大的东西。

（作者顾亚娟，单位为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