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做文化记者，说文雅点叫“深耕乡邦”，说得实际点就是天天跟非遗传承人、剧团导演、市集摊主、博物馆策展人泡在一起。作为温州都市报的文化记者，十几年跑下来我变成了能在南戏博物馆里给外地朋友讲“高则诚和《琵琶记》”的半个“温学”爱好者。这中间的变化与其说是职业成长的必然，不如说是被这座城市的文脉“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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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被“流量”带跑

但也别假装看不见它

做记者这些年，我最深的感受是焦虑是会传染的。大概从2018年开始，编辑部里弥漫着一种“不做新媒体就要死”的气氛。短视频、直播……一波又一波的技术名词砸过来；领导开会说“全员转型”，同事之间互相打听“你抖音号做起来了吗”。有一阵子我也慌，天天举着手机拍非遗传承人做木偶，拍完了剪片子、配音乐、写文案。说实话，有点力不从心。但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文化报道的核心不是形式，是内容。不是我们要不要做短视频，而是采访的内容值不值得被做成短视频。

2025年8月，平阳的木偶戏《春草闯堂——行轿》入围文华奖终评提名。我做了一个整版的报道，从木偶的制作工艺，写到这个戏如何把传统程式和现代舞台审美结合起来。这篇稿件刊登后反响不错，半个月后我还收到了一位读者发来的微信。他说自己是温州大学学生，看了报道后专门去平阳木偶剧团蹲点一个星期，拍了一个关于操偶师日常的纪录片，在学校里还获了奖。他说：“叶老师，是你的报道让我知道，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戏。”

那一刻我意识到文化记者的价值从来不在于一条稿子有多少个“10万+”，而在于它能不能真正地打动人、启发人。2020年我参与策划Cool Wenzhou！系列Vlog，用6段视频展示温州文化、产业、山水与美食，我们找外国友人出镜，以他们的视角讲温州故事。那几期视频在海外平台播放量不错，也让我看到好的文化内容在什么平台上都能发光。

在新技术快速更迭的今天，作为一名地方都市报记者，第一步是稳住自己的内核。别被技术牵着鼻子跑，但也别假装看不见技术的存在。关键是想清楚你要传递的东西，值不值得被更多人看到？如果值得，那你就该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去传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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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文化是个“富矿”

关键是怎么挖

记者最怕没选题。但温州这座城市，从来不缺文化选题，缺的是发现的眼睛和持续的耐心。

我跑文化线这些年，有一个笨办法是建立自己的“线人”网络。“线人”不是那种官方的通讯员，而是真正热爱文化的人。比如南戏博物馆的保安大叔，他能跟你讲哪件展品是镇馆之宝、哪件是后来补的复制品；永嘉昆曲剧团的一位退休老演员，每次我去采访都会给我讲讲当年学戏的苦和乐；还有青灯市集的摊主们，他们的微信我都加着，谁家做了新东西、谁从景德镇淘了好货，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些“线人”给我提供了无数选题，其中最让我上心的是“南戏故里”这四个字。

温州是“南戏故里”，这个说法很多人知道，但真正去追问“南戏是什么”“为什么是温州”的人并不多。2023年，我历时大半年时间做了一组“南戏故里”系列报道。第一篇是从九山书会开始的——800多年前，这里诞生了南戏的早期剧本《张协状元》。我在九山公园站在那块复建的古戏台前，看着阳光把“九山书会”四个字照得发亮，突然觉得历史的距离没有那么远。那篇3000多字的稿子从南宋温州的城市繁荣讲到书生才子与勾栏瓦舍，再讲到今天永嘉昆曲剧团如何排演老戏。刊发后，一位温籍文化学者给我发邮件，说“谢谢你替我们讲了心里话”。

第二篇我做了高则诚与《琵琶记》。高则诚是瑞安人，他的《琵琶记》被誉为“南戏之祖”。我去瑞安阁巷拍高则诚纪念馆，跟守馆的老人聊了一下午。老人说平时没什么人来，但每年有几个戏曲专业的学生专程过来“朝圣”。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家门口有这么重要的文化遗存，连很多温州本地人都不知道。稿子写出来，标题就叫《“南戏之祖”高则诚，温州人还记得吗？》。那篇报道引发了讨论，后来瑞安当地的文化部门联系我，说要重新提升高则诚纪念馆的展陈。

第三篇是关注永嘉昆曲的生存状态。永昆是南戏的“活化石”，但比浙昆、上昆的日子更紧巴。我跟着永昆剧团下乡演出，看他们在祠堂里、在文化礼堂里唱《牡丹亭》和《荆钗记》。台下坐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年轻人很少。我跟团长聊，他说最怕的不是观众少，是后继无人。我把这些写进了报道，还做了一段两分钟的短视频发在抖音上。没想到这个短视频的播放量超过了50万，评论区里很多年轻人说“第一次知道温州还有这么好的戏”“想去看现场”。

这组系列报道完成后，我最大的体会是在地文化不是躺在故纸堆里的，它活在一座城市的血脉里。记者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血脉一条条捋清楚，告诉读者们自己的家乡有多好。后来“南戏故里”被列为温州重点打造的城市文化品牌，市里搞了一系列活动，包括“戏从温州来”系列活动、南戏经典剧目展演、青年编剧工作坊等等。我不敢说我的报道起到了多大作用，但至少我在其中尽了一份记录者和推动者的责任。

除了南戏，我还有很多选题是从“线人”那里得来的。2022年“赶集”现象在温州突然火了，青灯市集和江心市集人山人海。我一开始也纳闷，市集不就是摆地摊吗，怎么就成了年轻人的新宠？后来我在那段时间跑了七八个市集，跟摊主聊、跟年轻人聊，才发现这背后有更深的东西——市集已经不只是买东西的地方，它变成了社交空间、美学现场，甚至年轻人的“精神按摩室”。我把这些观察写成报道，标题就叫《温州人爱上“赶集”》，从传统庙会文化讲到现代市集经济，再讲到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变迁。那篇稿子反响很好，后来还被省里一个文化论坛收录。

所以我的第二个体会是文化记者要像手工艺人一样，对自己的“在地素材”有耐心、有情感、有研究。温州有南戏、有木偶戏、有细纹刻纸、有瓯窑、有永嘉学派、有温商文化……这些题材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能做一篇大稿子。关键是不能浮在表面，不能抄材料、拼资料，得真的扎进去，做那个“最懂这一段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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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不是“另起炉灶”

而是“一鱼多吃”

说到融媒转型，很多记者的第一反应就是“又加活了”。原来写一篇稿子就完事，现在还要拍视频、剪片子、做海报、发抖音……工作量翻倍，效果还不一定好。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核心就是四个字：一鱼多吃。

什么叫“一鱼多吃”？就是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脑子里就要同步运行几条轨道：这一段的细节适合写成深度文字，那一幕的现场感适合录成短视频，这个采访时说的金句适合做成海报文案，那个技艺的流程适合拍成动态图……不用额外付出太多工作量，只是把一次采访的素材，用不同媒介形式重新打包。比如2025年春节，温州的泰顺木偶戏、温州米塑、乐清细纹刻纸等非遗项目去马耳他和西班牙参加春节庙会。我提前跟非遗传承人季天渊老师沟通，请她在国外期间给我发素材——演出的照片、当地观众的反应、她自己的一些感悟。那时候，我先是写了一篇深度报道，主打“文化共鸣”这个主题，讲中国非遗如何用艺术打破语言障碍。同时把她发来的几段现场短视频稍作剪辑，配上字幕和音乐，做成了两分多钟的短片发在客户端。后来这个短片又被推荐给温州的海外传播中心，进行了二次传播。同样的素材，文字版和视频版各自发挥了不同优势：文字版能深入讲述木偶戏的历史渊源和技艺特点，视频版能直观呈现马耳他小朋友看到木偶变脸时惊讶的表情。两相配合，效果远比单一形式好得多。

融媒不是逼每个记者都变成全能超人，而是培养一种“分众思维”——同样的内容，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渠道去触达不同的人群。你需要知道的是这个素材里最打动人的是什么？它最适合用什么方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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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

文化记者为什么还是“刚需”

写了这么多年文化报道，有时候也会困惑：这年头还有人认真看文化新闻吗？大家都刷短视频去了，谁还在乎南戏的传承、木偶戏的创新？但每次有读者给我反馈，这种困惑就会被打消。比如我写过一篇关于温州市合唱团的报道，标题叫《从温州出发，唱到北京音乐厅》。稿子见报后，合唱团的一个老团员给我打电话，说她把报纸珍藏起来了，“这是我们团的‘史记’”。还有一个读者留言说，他以前不知道温州还有这么厉害的合唱团，看了报道之后专门去听了一场音乐会，“原来高雅艺术离我们并不远”。

这些反馈让我相信：不管技术怎么变，人们对优质文化内容的需求不会消失，甚至因为信息过载，人们对有深度、有温度、有情感的文化报道更加渴望。

2026年，“新时代·好记者”全国巡讲活动传递了一个信号：在流量时代，好记者仍然要以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来报道真相、传递温度。杨丽萍来温州演《十面埋伏》的时候，我没有只写演出盛况，还特意去采访了她的创作理念——“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在传统与实验之间寻找平衡”。这些内容也许不是最“爆”的，但它能给读者带来审美上的启发，这就够了。

文化记者的路不好走，要不断学习新技能、适应新环境。但每次在剧场里看到一个好戏，在采访中听到一个好故事，在后台看到读者的一条留言，我就觉得这件事值得做。

温州的城市口号叫“千年商港，幸福温州”。作为一个文化记者，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摆渡人”——把千年的文脉渡到今天，把藏在角落里的人和事渡到更多人眼前。从九山书会的古戏台到永昆剧团下乡的祠堂，从南戏故里的老艺人到看戏落泪的年轻人，这条“渡船”我还会一直划下去。这件事，AI做不了，机器人也做不了。它需要的不是技术，是一颗愿意慢下来、沉下去、真诚面对每一段故事的心。守住文化报道的专业底色，拥抱融媒传播的技术手段，扎根地方，放眼时代，做那条连接过去与现在、艺人与观众、城市与世界的“文化渡船”。

作者名片：

温州市新闻传媒中心温州都市报民生文化部记者，从业20余年以来始终践行“四力”，《温州发现中国最典型“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点》等多件主创作品获浙江新闻奖消息类一、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