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陈国权，清华大学传媒经济学博士，新华社研究院《中国记者》编辑室副主任，兼任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生导师。本文本来是陈国权博士新作《传播重构：中国互联网三十年》一书的后记。

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没有什么比你所研究的对象逐渐衰微更让人沮丧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郁闷的研究者。从2003 年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起，我就开始研究报纸、报业的转型。这二十年来，我出版了三部著作，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两三百篇文章，在各个场合做了数不清的演讲，与同行、同学、挚友做了无数次的交流，探讨的都是报业的话题。我围绕着媒介演化进程、应对新媒体的战略战术、如何拯救报业等议题，从传媒经济学、传媒生态学、管理学、竞争理论等角度，可以说是孜孜不倦地进行了二十年的研究。

而如今，报纸竟然少有人看了，报业也在艰难转型的路上离我的“本心”愈行愈远。我不禁生出深深的挫败感。

一、欣喜

挫败之余，作为一个拥有强烈好奇心和问题意识的研究者，我在思考：都说互联网是造成传统媒体困境的“罪魁祸首”，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它对传统媒介的侵蚀，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研究这个过程，对于寻找媒介形态的演进规律，对于新时期的舆论管理，对于把握互联网发展规律与趋势，对于传统媒体的转型、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都有着重大的价值和意义，比如，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最应该学习的就是这些互联网平台的发展路径、方法、理念。

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让我欣喜的是，市面上有回顾互联网发展十年、二十年的著作，有各个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史，有各个互联网大佬的发家史，这些都是创业史、竞争史，像故事书，情节曲折生动，也都很好看；但我要记录的这段中国互联网三十年的历史，是创业史、竞争史，更重要的是传播史，这样的书却暂付阙如。我要研究的正是互联网的传播史。

二、后悔

后悔啊，我还在清华大学读传媒经济学博士的时候，导师崔保国教授就一次又一次地劝我，不要研究报纸、不要研究报纸、不要研究报纸；但我“总是那样自信，自信得几近固执”——这句话是他在我博士毕业论文成书的序言中说的。崔教授当时的研究方向已经彻底地从报纸转向了互联网治理，正在做一个关于互联网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也想让我加入。他从心底深处认为研究报纸没有前途。

但执拗的我就是要研究报纸，因为我觉得“将死的报纸，研究者寥寥，我能够独一无二”——都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就听了老师的话，以研究互联网为契机，站在业外的视角来研究传统媒体的转型，进而研究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视野更开阔，站位更高，格局更大，研究成果也会更有针对性。

我必须转型，学术转型。

三、转型

我所在智库的主要领导刘刚院长原来是一名优秀的记者，研究的主题都与新闻业务密切相关，诸如“节假日新闻与记者的发现力”；后来他成了一位新闻管理者，发表的论文有《策划：组织报道的深化和生成方式》《以集成服务创新索契冬奥会报道》；最近几年，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类似于《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的战略抉择》《党的新闻舆论阵地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创新路径》这样的重磅力作屡现纸端；现在，他成了智库的领军人，正操持一个重大项目。研究旨趣紧随工作变动、形势变化而转型，刘刚院长的启发和鼓励正是我学术转型的信心和动力来源。

我的入门导师是四川省社科院的张立伟研究员，他的学术主线也紧随学术潮流。20 世纪90 年代开始研究公共关系，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研究传媒竞争，21世纪初开始反思报业数字化。2025 年2 月16 日，张老师的一篇文章在朋友圈和各个学术群中传播开来，文章标题是《AI 技术可供性与媒体核心需求的适应性研究》。张老师已年近七十，学术转型跨度之大，是我学习的楷模。

四、契机

非常巧合的是，从2019 年开始，我接了单位交办的“解码”栏目的调研写作任务。所谓的“解码”，是解互联网平台的码，要求深入各个头部互联网平台内部，梳理它们的发展历程、发展战略，分析其在所处领域的竞争定位、前景预判等。第一期专栏写的是《知乎十年》，而现在已经写到《知乎十五年》了，从这两个标题看，这个专栏已经写了整整五年。

这是一个契机，是深入各个头部互联网平台进行深入调研的契机，是深入了解互联网平台发展历程的契机，也是深入思考互联网运行方式与规则的契机。在这五年中，断断续续地，我走进了近十家头部互联网平台。当然，我也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公开的、内部的都有，其中很多素材、思考，我都写进了这本《传播重构：中国互联网三十年》中。

更为关键的是，对一个行业的深入观察不仅提高了我的洞察力，同时也提升了我思考的敏锐性。这本书中的很多章节所涉及的网站和平台，其实已无从调研，比如曾经的瀛海威、天涯。但这并不影响我根据各种公开的文章、报告获取有关互联网发展三十年历史的细节与片段，最后在“传播重构”这一主线下进行延续性的思考与展现。

五、视角

我对于互联网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很早就开始了。但以前，我是从传统媒体与门户网站的内容版权斗争中了解的新浪、搜狐，从《新京报》《广州日报》起诉今日头条的案例中研究算法推荐，从各个媒体开通微信公众号的实践中探讨“数字化佃农”问题。由于我对传统媒体“入戏太深”，从内心深处，是把互联网当成竞争对手来看待的。现在，我把站位移到了互联网这边，从整个传媒生态、传播格局的角度思考、看待互联网与传统媒介的共生共荣。“角度一换天地宽”，换了一个视角，以前很多费解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传统媒体面临的困境、转型的路径、系统性变革的思路，可以从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中找到答案。同样，对于互联网，一种近乎第三方而又专业的审视与判断，也让本书在众多深陷互联网“茧房”的研究成果中，具有独树一帜的潜力。

多年积累下来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体系，一以贯之的媒介生态学、传媒经济学、管理学、竞争理论等都像是我的一把把学术“锤子”，我可以把遇到的种种问题都当成“钉子”，狠狠地敲下去。对待互联网，我也把它当成了“钉子”，“敲打”成目前展示给读者的这本书。这是一片很大的，尚待我去开垦的沃土。

六、致敬

本书大部分的片段都经过多方信源的验证，但真心不敢说能百分之百还原中国互联网三十年历史的真实细节。来自不同信源的很多说法都是矛盾的，即使是当事人所讲的，由于记忆的偏差与所处角色的关系，仍然有反常、抵牾之处，我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用尽一切努力让这本书像一部“信史”。但我感觉，很多时候这部分工作也是徒劳的，因为每隔一段时间我看到的新材料，都会推翻之前写下的那些细节和判断。真不想“感谢”那些创造中国互联网三十年历史的感性、激进、奋发的互联网人，他们做的事情太宏大、太繁多、太复杂了，我根本写不过来。

但还好，互联网本身就是天马行空、创意大于严谨、感性甚于理性的行业，我当可聊以此自慰，在写作中也是信马由缰、洋洋洒洒。本书所参考的书籍、报刊文章、报告浩如烟海，每一个章节背后的各种参考著述，看得我头晕眼花、迷迷糊糊。对于我所参考、引用的所有文献的作者表示深深的感谢，请接受我的致敬。对于因我粗心疏忽而没有标注出处的引文，也深表歉意。如您有异议，或有探讨的想法，请加我微信13520225296，我诚恳地接受同行、同学和读者们洞若观火的指教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