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露，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记者，深耕医疗新闻，采写的多篇深度报道为政策优化提供了参考，引发关注。她向中国记协“新锐记者说”栏目来稿，分享成长经历与思考。

我叫杨晓露，是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的记者，本科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生物专业。

学生时代校园主持与广播的经历，在我心中埋下了新闻理想的种子。为此，我花三年时间考研进入新闻专业，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一名记者。

常有人问：“人民日报记者本科读生物，算不算走了段弯路？”其实，恰恰是这段经历，让我在医疗报道中既有专业底气，也有共情能力。

两年前，我和同事注意到：我国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之间存在一条“分界线”，公卫医师虽经五年医科训练，但职能止步于“流调”“健康教育”，不具备临床处方权。

在济南，山东省疾控中心专家告诉我，1999年执业医师法施行后，公卫医师的处方权被收回。慢慢地，“患者的全周期规范化治疗管理便出现了脱节”。

在广州，我了解到从事儿童保健的公卫医师柏森（化名）的处境。他和全科医生看一样的病，做一样的问诊，可到了开处方环节，“只能让家长带着孩子再去找全科医生”。在成都，公卫医师李锋（化名）无奈地对我们说，从业10年，因为开不了处方，他数次遭到患者和亲友的质疑。

我们调研了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各大医院，力求掌握问题全貌。2024年两会前夕，《公卫医师处方权放开正当时》成稿。一位受访专家刚好是人大代表，阅后表示：“这篇稿件很有意义，我要把它吸纳进建议，带上两会。”

就这样，我的稿子比我先一步抵达两会。同年5月，国家疾控局会同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联合印发《探索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试点工作方案（2024版）》，在‌黑龙江、广东、海南、重庆‌等地启动试点。如今，越来越多省市相继跟进。‌‌

因为害怕去医院，高考后我选了生物而非医学专业。没想到成为医疗口记者后，我跑过的医院反倒比上学时还多。

这些年，我走进传染病医院，记录老年艾滋病患者的生活状况；在脑外科手术室，目睹脑鸣手术惊心动魄的瞬间；在海拔4500米的西藏类乌齐县，见证大骨节病得到历史性控制。去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我在吐鲁番采访了一群湖南援疆医生，视频《毛医生，亚克西！》发布后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比流量更珍贵的，是那些因报道发生的改变。

去年10月，“HPV疫苗进入国家免疫规划”的消息传来，我们振奋不已。我们曾在报道《超15年未扩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优化进行时》中呼吁此事，HPV疫苗正是其中重点建议的对象。

变化或许不会来得那么快，但能见证并参与其中，尽一份绵薄之力，就是记者最大的幸运。

入行之初，我曾问自己应该成为怎样的记者。在一次次采访实践中，答案逐渐清晰——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真诚的沟通者、务实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