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于敏100周年诞辰。于敏（1926年8月16日—2019年1月16日），天津宁河人，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1999年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获得“共和国勋章”。

今年2月，报道于敏被列入天津日报年度重点报道计划。写于敏，难度不小。在采访过程中，天津日报的记者无数次觉得这篇稿子做不成了。今天，天津日报在头版刊发3700字的《寻找于敏》（作者：记者张立平 史莺 辛璇 ）。这是一篇一开始找不到采访对象的报道，最后怎么成了呢？请看来自天津日报同行的分享。

2026年是于敏诞辰百年。今年2月，这篇报道就被列入天津日报年度重点报道计划，但说实话，我们心里其实是没底的。

于敏是天津宁河人，但他1944年就离开天津去北京大学读书了，此后的求学、工作、生活，几乎都与天津无关。一个离乡80余年的科学家，作为地方党报，我们能找到多少与他相关的故事？这是我们最初的焦虑。

但我们还是决定要做。

因为他是“两弹一星”元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这些身份背后，有一个抹不掉的标签——天津人。

写于敏，难度不小。他隐姓埋名28年，解密后的公开报道有限，家人低调，在媒体很少露面。

写什么呢？我们想了几个方案。

一开始想写“于敏与天津”——他与故乡的关联。但于敏1944年之后，与天津的关联并不多，这条线撑不起一篇深度报道。

又想写“于敏精神”——他的选择、他的坚持、他的淡泊。这个主题宏大了，很容易成为现有公开资料的堆砌。

还想过写“于敏的28年”——那场漫长的沉默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关于那28年，公开资料有限，很多细节仍然属于不便公开的内容，我们无法真正进入。

几个方案都不满意。但能确定的是：我们不写“人物传记”式的报道，我们要展现的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之后很长时间，我们陷入了一个困境：我们知道要表现一种反差，但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角度。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无数次觉得这篇稿子做不成了。因为人很难找——宁河老家还有没有亲人？他生前的老同事能不能找到？他有没有带过学生？他的直系亲属怎么联系？每一个问号背后，都要打无数个电话、敲开无数道门。

这个项目从5月初正式启动，直到7月底，想找的人才算有了一些眉目。

宁河老家的线索，是从于敏的一位堂妹开始的，但老人家与于敏相差20多岁，生活上几乎没有交集，她只能提供一些模糊的家族记忆。她提到汉沽有一位于敏的侄子，我们找到他，拿到了一些于敏晚年回乡探亲、互通书信的片段，但也只是一些片段。

于敏生前共事的老同事，特别是一起搞氢弹理论研究的老同事，绝大多数都已离世。我们查阅各种资料，发现几年前的央视采访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提到他曾在邓稼先等“两弹一星”元勋的领导下搞氢弹研究——那他会不会也是于敏的同事？通过进一步了解，得知年近九旬的杜院士确系于敏生前老同事，而且一起共事50余年。得到这个信息大家十分振奋，辗转联系北京相关单位，前后经过反复沟通，终于在7月底得到采访机会。

最重要的采访对象，是于敏的直系亲属。跑教育口的同事带来一个消息：于敏的儿子于辛近些年一直在做“两弹一星”精神的宣讲，与天津一些学校保持着联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天津工业大学校友。我们通过天津工业大学辗转联系于辛，他很忙，也很低调，多次相约未能成行。8月1日，他在北京市海淀区图书馆的宣讲现场，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他。

8月1日，于辛在北京海淀图书馆为中小学生讲述父亲于敏的故事。 摄影｜刘欣

找到了于辛，整个采访有了转机。

他的第一句话让我们很吃惊——他说，他真正了解父亲，是从母亲去世之后才开始的，那时候于辛已经五十多岁了。此后十年，他去过青海、四川绵阳、上海等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于辛的这番讲述，让我们为之一振。这两个多月，我们一直在寻找和于敏有关的各种关系，试图通过采访相关人物，拼凑出于敏的形象。我们没想到，作为儿子，于辛几乎在做着跟我们相同的事儿，他用了长达10年的时间，在一点点寻找他不甚了解的父亲。而在前期大量的预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对很多读者而言，于敏的故事也是陌生的、不连贯的，他们也需要找到那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于敏。

三重寻找，叠加在一起。

我们立马意识到——有了！

用“寻找”替代“写传”。于敏这个人物最大的特质，就是他的“不可见”。“不可见”，才正是我们寻找的理由，正是于敏本人的低调沉默与他惊天动地的功勋形成了鲜明反差，也为我们发现一个不为人知的于敏提供了更多可能。

接下来，我们重新梳理了手中已有的线索，也调整了接下来的采访方向。我们把精力专注于“在寻找于敏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什么”。一次采访，不仅让我们清晰描画了一个与以往认知不同的于敏，也让所有相关采访对象，都寻找到自己心中的于敏。

回过头看，这条主线让我们避免了两个陷阱：一是“伟大人物通稿”的陷阱——不评价，只呈现；二是“传记式写作”的陷阱——不面面俱到，只聚焦于“寻找”和“发现”，特别是那些平凡的、生动的、不为人知的侧面。

恰恰是这些故事细节的串联，把于敏本人和“于敏精神”“于敏的28年”“于敏与天津”，展现给受众，让大家能够找到一个更为生活化、看得见摸得着的于敏。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报道的完成，依赖的是一群人的信任。于辛接受了我们多次采访，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家庭细节；杜祥琬院士年近九旬，仍然耐心地为我们还原了半个世纪前的场景；蓝可谈及于敏最后时光时留下的炽热泪水，至今仍在我们眼前；宁河区父老乡亲、芦台一小、耀华中学、中国民航大学的师生们，因为他们对于敏老先生的爱戴，为我们提供了极大方便，也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