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2026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头版）

在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副刊得到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重视。

中国的报纸副刊诞生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历程。100多年间，副刊，绝非报纸版面的“补白”。翻开那些泛黄的报纸，鲁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小说，郭沫若在《学灯》副刊上发表的新诗作品，顾颉刚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学术随笔……无不是启迪思想、传播文化的精神食粮。

报纸副刊犹如一座宝山，穿行其中，新闻史、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文献史等领域的诸多“奇珍异宝”，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那思想中闪烁的光芒，那文字里跃动的生命，那笔墨间饱含的渴求，如今读来仍动人如初。

百年以来，社会发展、媒介环境的变化如沧海桑田。报纸副刊始终是文艺创作的重要平台，是文艺发展的重要助力。

光明日报高度重视副刊工作，创刊初期的4个版中，专门设立一个副刊版，茅盾撰文《颂“朝阳”》热情祝贺；1952年，刊发了巴金的散文《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抒发了对志愿军将士的敬佩与赞美；蒋子龙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曾撰文说光明日报是他创作生涯中的“贵人”。

报纸副刊是文学新人的摇篮，一如萧乾所说，多少后来成为大作家的，都是先经过向报纸副刊投稿起步的；是知名作家的园地，近代以来的著名作家，几乎都是报纸副刊上的常客，藉此进行文艺创作。

报纸副刊，提高了人们的文化修养，塑造了阅读的人文趣味，化育了社会的风气人心。因此，报纸副刊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当下，人们习惯于依托手机终端接受信息，报纸副刊还能否保持生命力、增强影响力？答案是肯定的。

相对于轻量化的快推送，副刊恰恰重一些，多了些沉淀中的咀嚼；相对于碎片化的散阅读，副刊恰恰整一些，多了些全貌中的思考；相对于可视化的动传播，副刊恰恰缓一些，多了些理性中的蕴藉。这些差异，符合读者阅读的多样需求，也是副刊发展的文化定力。（作者：殷燕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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