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红军长征一般都会说它是1936年10月取得的胜利。但如果有人问：最早把这么重大的事实公之于全国的是谁？你大概不会想到，竟然是上海滩上一本以文史为内容的老杂志——《逸经》。

单纯从这个刊名上看，这种事恰像一家只谈旧掌故或论古玩字画的刊物忽然抛出的政治炸弹。1937年，《逸经》在第33、34期上连续刊登两篇较长的文章，标题是《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作者为“幽谷”。单凭这个署名便能判断，有某种神秘感在其中。

《逸经》杂志于1936年3月在上海开始发行，半月刊，社长为简又文。前22期由谢兴尧当主编，之后改由陆丹林来接任。该杂志一共发刊36期，到1937年8月终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它又同《宇宙风》《西风》一起出过“非常时期联合旬刊”。稍晚些时候原编辑人员去了香港，创办《大风》杂志，一直坚持到香港失守。由此可以肯定地说，文化人的骨子里有刚性的一面，不都是吟花弄月、酸腐无用的秀才。

那篇《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发表的时候，配了一张毛泽东的照片和“西引经过路线图”。所画路线是从江西瑞金到陕西吴起镇。另外还附了一张“红军在江西所发建设公债券”的图片。按当时的形势，这种做法确实要有胆量才行。试想一下，在国统区里，谁敢公开地宣传红军？而《逸经》却敢。

往后人们才知道，作者“幽谷”不是别人，而是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他公开的身份是上海圣教会的牧师，对当时美国记者斯诺来陕甘宁边区做秘密访问帮助极大。按此特殊关系而论，董健吾早就有机会读到《红军长征记》一类原稿。那本书因各种困难未能很快出版，直到1942年才在延安排版，印数亦不多。他用原稿内容改写成《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又把这一版本交与简又文的《逸经》发表。

为了能通过当局的新闻检查，他必须把“长征记”换成“西引记”，而且用语要稍作伪装。但即使这样的写法，文中对红军长征胜利的说明在国统区仍属重大的宣传内容。它比斯诺的中译本《西行漫记》早一年多。

“幽谷”在文章一开头提到一段颇有趣味的话，大意是说，所写内容因篇幅不能过长，只说较重要的事，把中国近代史中的一小部分当作资料保存下来。又自述没有当红军，也不在追剿部队里，怎好意思说得那么清楚？其实他有两边的朋友作信息来源，对各自所知加以比较、核实，凡属实、可言者便写进文章，而不论其详略。最后补充一句：若要查证细节，将来各方都可出专著，这里只是提纲式的说明。落款是“民国廿六年五月十六日幽谷序于上海”。仔细品品这段话，明明掌握红军原始材料，却用“双方都有朋友”来表述，这种笔法如今应称为“高级凡尔赛”。

对聪明的读者来说，文中所提到的许多细节本来就是从红军一方得来的。比如写红军痛饮茅台酒，是根据《红军长征记》中熊伯涛写的文章而写；写到红军草地缺粮，所依据的是舒同的《芦花运粮》。最妙的是第34期提到的“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与《红军长征记》后附的表完全相同。为不露马脚，作者又添上一句注释：“统计西窜行程为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号称二万五千里，是夸大之词。”你看清楚了，为了宣传长征，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讽刺一句。

毛泽东的那一张照片也颇有趣味。照片是什么年份、在什么地方拍的？背景为何出现一架飞机？这些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定论。而《逸经》跟简又文、“幽谷”跟简又文、“幽谷”跟斯诺、斯诺跟长征各成一系，所涉关系层层相扣，其中未公开的奇事或旧闻到底有多少？那就得一一查证、慢慢弄清了。

按理说，一本看似不起眼的文史类杂志，在那样一个阴云密布的年代，竟完成了一次石破天惊的作为。它所依赖的力量正是有良知、敢负责的知识分子群体。即使没有拿枪去打仗，用笔写出来的文章也未必不能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