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四川日报退休记者陈能文去世，享年101岁。

在四川，他有一个为人熟知的名字——“大熊猫记者”。多年来，报社许多记者都采访过他。但这次，报社把报道任务交给了我们。“有些精神，需要传承。”前辈说。

接到任务之初，我们几个“95后”记者有些忐忑：怎么写好一位将半辈子献给大熊猫保护事业的百岁前辈？随着翻资料、打电话、敲开老前辈们的门，我们一点一点拼出了一个人乃至一代人的样子。

（一）

我们最先找到的，是那篇改变大熊猫命运的报道。

1983年7月7日，《四川日报》刊发了一篇不到300字的短讯——《竹子开花 忙了专家》。那年陈能文58岁。正是这篇短讯，拉开了中国拯救大熊猫的序幕。

这篇短讯，披露了当年大熊猫面临的生存危机：在卧龙、九寨沟等地区，大熊猫的主食冷箭竹成片开花，“将陆续枯死，要十年左右才能恢复”。结合专家意见，陈能文提出“移民”“收养”和“投食”三大应对措施，并持续推出追踪报道。

但我们越看越疑惑：这么重大的选题，篇幅竟然不足300字？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找到老前辈们询问。他们说，这篇稿子的初稿其实有2000多字。动笔前，陈能文在川西北林区走了一个月，反复确认事实。写完那天，煤油灯都快熄了，他看了一眼电报单——拍电报一个字2分钱，2千多字要花40多块，差不多是他大半个月工资，太贵了。第二天，坐在出林区的拖拉机上，他把稿子砍到不足300字。

他说：“能一句话说清楚的，就不要啰里啰嗦写一堆。”

这个故事给我们敲了一记警钟。我们这代记者太习惯做加法——采访素材舍不得删，漂亮词句舍不得丢。可一篇报道最基本的，不正是“核心事实”能否立住吗？

走得深，才能打得准。我们开始理解：陈能文的底气，是从山里“踩”出来的。

（二）

采访的人越多，我们对他的了解越深。

20世纪70年代，大熊猫调查算不上热门选题。路远山深，一去就是个把月，是个“苦差”。陈能文扣上前进帽、装上纸笔，挎个水壶就进山了。他和调查队、林保工人同吃同住，早上吃盐水煮笋子，中午吃腊肉炒笋子，晚上吃中午剩的。

我们找到他的家人求证。家人说，退休后的陈能文几乎不吃竹笋。

我们又找到一位和陈老吃过饭的年轻记者。对方告诉我们，桌上的竹笋，陈老一筷子没动，只苦笑道：“我现在看见笋子都想哭。”

一个人得在山里蹲多少年，才能把一种食物吃出本能的抗拒？

跑大熊猫口线多年、与陈老交流多次的四川日报记者王成栋告诉我们，这些报道背后的故事，恰好体现了陈老的人生哲言——就六个字：远远看，认真记。

但这六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仍觉得隔着一层。

（三）

王成栋转述过一句陈老的话，我们听了很久才咂摸出味道：“陈老谈起他那一系列改变大熊猫命运的报道时，从来不说自己改变了什么，只说自己记录了什么。”

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正热，有人劝陈能文趁风头写写大熊猫。他一口回绝：“大熊猫都没抢救完，我写啥子写！”

原来，“远远看”不是旁观，是不越位；“认真记”不是冷淡，是尊重事实本身。

1988年，林业部宣布“大熊猫渡过了最严峻的难关”。直到这时，陈能文才开始动笔写书。1990年，他在日记里写道：“报上讲‘责任就是力量’。我今天开始考虑继续写大熊猫这本书（1993年出版的《大熊猫世界》），这是我应负起的一种责任。我必把它写成。”

这一写就再没放下。2022年，97岁的他又出版了一本书——《大熊猫与生态文明》。出书前，他还保留着老习惯，约老同事、四川日报退休记者王治安到家里，一段一段核对文稿。

王成栋回忆，他问过陈老一个问题：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陈老用网络热梗打趣：“没有让四川人民实现人手一只大熊猫。”

但我们知道，这句玩笑背后，是一名老记者半辈子的认真。

（四）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陈能文，我们决定去找一位他的同代人——写出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经典之作《十万森工：放下斧头，遍山种树》的王治安老师。今年91岁的他，和陈老渊源颇深。

他告诉我们，陈能文“一直很谦虚、很爱学习”，从林区带回来的一手素材、写完的稿子，总要拿给他看看。当年进山采访不是美差，但他们偏往山里去，一直走到身体不允许的年纪。

上个月，王治安发表了《熊猫生存三部曲》，这套同样忠实记录大熊猫的书籍，他写了四十年。

我们问他有什么想对我们年轻记者说的。他只答了一句：“冲去最艰苦的地方，冲去新闻第一线。”

这话让我们又想起那六个字：远远看，认真记。

回想起来，这次采访有些特殊——本报记者采写本报记者。但这个过程，让我们真正理解了陈能文退休后在日记里写的那句话：“究其原因，是栽的时候埋得太浅。看来，无论农作耕耘还是笔墨耕耘，要有一定的深度才成哩。”

时代命题，不在别处，就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