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早已被列入国家战略。从近年来中央一系列部署和动作来看，对国际传播的用心、用力有目共睹。

自2023年以来，“国际传播”已经连续4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2024年提出“提高国际传播能力”，2025年则有“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2026年提出“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其中两年强调“国际传播效能”，还有两年强调“国际传播能力”。从表述上看，对国际传播的重视呈现递进之势。

值得关注的是，“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可见，主流媒体在担当国际传播大任方面被寄予很高的期待。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也对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担当提出了明确要求：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加强重点基地建设，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国际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更是极其繁重的系统工程。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全球性的关注。东升西降的世界大势，经常把中国推向全球舆论的中心。

但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还没有匹配性的增长，未能上升到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实力相匹配的位置上。主因有两方面：一是国际舆论场长期以来是由西方国家把持的。不论是传统媒体时代，还是新媒体时代，西方国家及其主流媒体、头部平台都控制了舆论话语权，把控舆论场议题的定义权。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利用其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的先发优势，控制全球舆论话语权，近年来把中国作为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严加防范、肆意围堵、恶意抹黑，成为中国形象的麻烦制造者。二是客观上中国国际传播能力还不够强，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声量还匹配不上中国的体量和分量。近年来，虽然密集发力，但在短期内全面改变由美西方占据优势地位的全球传播格局，其难度还是空前的。

中国主流媒体作为国际传播的国家队，应责无旁贷地挺进国际传播主战场，担当主力军。当今，主流媒体一方面要进行自我革命，完成系统性变革的蝶变，实现“四力”的系统性跃升；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还要进军国际传播主战场，全面提升一线作战能力和深海作业能力。为此，应在以下五方面联动作为：

一是具备一线舆论斗争能力。面对国际舆论场上波诡云谲的舆论风云，面对敌对势力的兴风作浪，面对海盗的肆意打劫，面对各种无中生有的抹黑、造谣，唯有面对面地斗争，有理有节地抗争，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中国日报（China Daily）》“起底工作室”推出系列纪录片，针对西方“债务陷阱”和地缘政治操弄的舆论污蔑以真实画面和有立场的观点进行反击。

二是拥有价值输出能力。国际传播的最高境界就是能通过价值输出，在目标受众那里实现价值共享和情感共振。其前提是，作为传播者的媒体拥有一套能说服对方、打动对方的话语系统。这套话语系统不是单向度的说教或宣示，需要有基于传受双方皆能理解、认可的价值观或认知框架。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四大文明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等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但还需要主流媒体将其转化为目标受众可理解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把中国价值与中国话语有机结合起来。

三是打造连接全球的传播体系，锻造平台优势。在西方国家抢占了连接全球的先天传播优势的今天，中国主流媒体出海，关隘重重，一山过后一山拦。近年来，中国主流媒体逆水行舟，披荆斩棘，在重重包围中突围。比如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硬是在重围中杀出了一条路来。

四是利用技术加持，提升国际传播的精准触达。如今，国际传播越来越离不开技术的驱动、加持，随着传播技术越来越人性化和精微化，国际传播与认知战的结合成为趋势。因此，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策略，越来越离不开技术的精良装备。

五是需提升系统集成和协同能力。国际传播是一个超级工程，对于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来说，如何发挥制度优势，集结超级网络和巨型系统，实现系统集成，达到传播效能最优化，这方面的经验还显得不足。关键是，在这个超级系统中，主流媒体如何发挥传播枢纽和中心节点功能，仍需理论和实践的大突破。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传播与全球领导力学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