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这里，手握话筒，我仿佛又回到了七年前。那时的我，是一名播音员。我的舞台是那方寸之间的演播室，我的追求是字正腔圆、零失误播出。那时候，稿件对我来说，更像是一道道待执行的指令。至于文字背后的悲欢离合、田间地头的冷暖人生，坦率地说，那时的我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只想着我的声音足够标准、仪态足够端庄，工作似乎就完成了。

然而，媒体融合的时代浪潮，没有让我停留在舒适区。2024年8月，我离开了熟悉的演播室，扛起了沉甸甸的摄像机，从“读稿人”变成了“采编人”。这不仅仅是岗位的调整，也是砚山县融媒体中心深化改革的一个缩影——我们正努力打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壁垒，让主力军挺进互联网主战场，而我，正是这场变革的亲历者和践行者。

转型之初，我陷入了巨大的迷茫。没有了妆造和灯光，面对的只有尘土飞扬的田间地头和不知所措的采访对象。我像个公式化的“工具人”：机械地拍摄、生硬地提问，写出的稿子空洞乏味，屡遭退回。我开始怀疑：我真的配得上“记者”这个称号吗？

是我的前辈们点醒了我。他们告诉我：“镐阳，融媒体时代，技术可以学，但‘四力’才是根。答案不在演播室里，而在泥土里，在群众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宣传思想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这“四力”，成为我破茧成蝶的钥匙。我开始明白，从播音员到全媒体记者，不仅仅是多拿了一个话筒，更是一次思维的重构。

增强脚力，我就走出演播室，走遍全县的村村寨寨。还记得2025年6月，我路过平远镇的一片西瓜地。那些西瓜个大滚圆，瓜藤翠绿，长势喜人极了。瓜农们正忙着采摘，可奇怪的是，我却没有从瓜农的脸上看到丰收的喜悦。带着疑问，我坐在田埂上跟瓜农们拉起了家常。这一聊，心就揪了起来。原来，瓜是好瓜，甜得像蜜，可就是因为销路不通，无人问津。一位大爷拍着怀里的瓜，眼眶泛红地对我说：“小伙子，过一个礼拜再没人买，这些瓜就要全烂在地里了，我们这一年的心血，可就白费了啊！”那一刻，我不再是旁观者，我是他们的“嘴替”。我扛起摄像机，拍下了那晶莹剔透、汁水丰盈的瓜瓤，也记录下了瓜农们紧锁的眉头和无声的叹息，回到单位后连夜剪辑视频、撰写文稿，通过我们的融媒矩阵全网发布。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稿件发出后不久，订购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笔端带感情，镜头有温度”，原来笔尖的力量可以如此滚烫，可以化作一座桥，把困境中的人渡向希望的彼岸。

增强眼力和脑力，意味着我要从单一的播报者转变为问题的发现者和解决者。一次，我和同事前往阿猛镇采访16岁便失去双亲，一边照顾年迈奶奶，一遍奋发图强、努力读书的王文丽，见到她时，已是中午1点，她没吃午饭。同事赶紧拿出一包饼干给她，饼干不多，只有三块。她吃了一块，就把剩下的揣进了口袋，我们都以为，是饼干不合她胃口。想不到，采访结束后，我们送她到家门口，她跑到奶奶跟前，小心翼翼地掏出剩下的那包饼干，开心地递给奶奶，说：“奶奶，你尝尝，这个饼干特别好吃。”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不仅仅是新闻素材，更是人性的光辉。我意识到，作为基层融媒人，我们不仅要记录感动，更要通过全媒体手段放大这份感动，汇聚社会爱心。这次采访的《她想当一名教师，砚山人可以帮帮她吗》稿件迅速发布。很快，报道引发全城接力，爱心如潮水般涌向王文丽。我深刻体会到了“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八个字的千钧分量。

锤炼笔力，对我而言，是从练习“播音腔”到练习“群众语言”的转变：用最朴实的例子讲清楚绿色铝千亿产业与万千群众的幸福故事；用最通俗的文字写明白高原特色农业的“致富密码”；用最鲜活的案例呈现出康养旅居的浓厚氛围；用最细腻的视角记录好砚山滇桂走廊、福地七乡的绝佳生态……在融媒体中心，我学会了“一次采集、多种生成”：用文字写深度，用镜头讲故事，用平台连民心。我深知，新时代的记者，不能只会一种本事。我们要既能在演播室里镇定自若，也能在暴雨中手持云台稳如泰山；既要懂传统的电视新闻“高大上”的制作标准，也要懂新媒体“网言网语”的传播规律；既要做党的政策主张的“扩音器”，更要做百姓急难愁盼的“传感器”。

如今，我再回到演播室，虽然次数少了，但每一次开口，声音里都有了泥土的厚重和汗水的咸涩。因为我讲的，不再是我没见过的事，而是我走过的路、见过的人、流过的泪。

“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这九个字是我们云南抓工作的“三部曲”，也是我职业生涯的座右铭。

走基层，不是一阵风，而是一条需要穷尽一生去跋涉的长路；与人民同心同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像心跳一样与我职业生命共存的本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扎根基层融媒体中心这片沃土，做一名全能型、复合型的新闻战士，用沾满泥土的双脚丈量砚山大地，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去书写这个伟大时代里，最普通、最动人的砚山篇章！

（本文作者李镐阳系砚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