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重要吗？重要。舆论监督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吗？是。舆论监督能救媒体吗？笔者当场沉默了，于是笔者开始了资料收集和研究。

有人说救不了，原因是深度报道投入与产出越来越不成正比，不少媒体缩减甚至取消调查报道团队，舆论监督面临现实压力。

也有人说发不出来，何谈救。一些地方患上“舆情洁癖”，习惯用“封、堵、捂、盖”的方式应对。

这两个判断都有现实依据。但笔者看来，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件事：舆论监督从来不是媒体单方面的能力，而是一种治理协同能力。

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在《让舆论监督成为“连心桥”》一文中概括了主流媒体角色的三个转变：从被动响应舆情转向主动介入治理，从单一曝光问题转向协同解决问题，从解决个案问题转向推动系统治理。

基于这一观察和近年来的媒体实践，笔者逐渐形成一个判断：媒体舆论监督正在发生变化，它正从追求传播效果，转向追求治理效果。

一、评价体系正在变化

越来越多地方媒体的监督栏目，整改率成了最常被提及的数字。重庆《今日关注》整改率92%以上。湖州《看见》整改率96%以上。浙江《今日聚焦》通过报道彻底解决的问题达90%以上。

过去评价一篇监督报道，看的是有没有独家、有没有轰动、有没有获奖。今天，越来越多实践关注的是另一个维度的指标：有没有整改、有没有解决、有没有形成长效机制。

重庆《今日关注》累计播出540多期，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400余个。湖州《看见》开播4年来累计播出900余期，实行“所有批评报道，20点播出，21点必须研究怎么整改”，被市委市政府视为“推动工作的利器”。

就在今年6月，湖州市委专门召开座谈会，主题是“看见·共治”，明确提出推动栏目从“监督”向“共治”转型，要求新闻媒体从“问题发现者”向“共治推动者”转变，让评价权回归群众。

这些案例印证着上述转变：过去报道是终点，刊发了任务完成；今天报道是起点，刊发了工作才开始。过去看传播效果，今天看治理效果。衡量标准不在声量大小，而在事情有没有解决、制度有没有完善。

《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对舆论监督报道的定义，落脚点是“切实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这意味着，对于舆论监督报道的评价，不仅要看作品本身，更要看是否推动了问题解决。这也表明舆论监督报道更需要对媒体社会功能进行评价。

二、建设性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

这个转向的背后，是“建设性”的真正内涵被重新理解。建设性不是让批评变得温和，而是让批评能够进入治理程序。前者追求的是“报道可以被接受”，后者追求的是“问题可以被解决”。

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前提：建设性监督不是媒体“想做到”就能做到的，而是“做多了”才能逐渐领悟的。它不可能每一条都是完美范本，也不可能一出手就既有锋芒又有智慧。

它需要在一次次真实的新闻实践中，去体会政府运作的逻辑，去感受社会痛点的复杂性，去摸索公众情绪与政策理性的平衡点。只有在常态化的监督中不断磨练，媒体才能练就真正的“火眼金睛”。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值得注意：如果媒体在常态监督中发不出声音，那么也不能指望它在舆论引导时喊出的话有人听。监督能力和引导能力是一体两面的。一个平时没有锋芒、不敢触碰真问题为群众发声的媒体，在关键时刻的“权威发声”或许在群众面前会缺乏说服力。

公众对媒体的信任，不是来自它喊话时的音量，而是来自它日常监督中的担当。从这个意义上说，给予媒体适当的监督空间，不仅是在培养媒体的业务能力，也是在涵养整个治理体系的公信力。

业务能力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只坐在办公室里剪二创，肯定做不出好新闻。如果缺少常态化监督，媒体就很难积累发现问题、核实问题、推动解决问题的经验。一些监督报道之所以出现跑偏现象，往往不是因为监督太多，而是因为监督太少。常态化监督不仅能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也能培养把握分寸的能力。只有在持续实践中，媒体才能逐渐找到监督与治理之间的平衡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管昕拆解青岛崂山公墓非法扩建报道时，展示了一整套操作规范：暗访获取现场画面、查询行政处罚文书、向执法部门核实、调取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每一环都是证据链的加固，每一步都在为“进入治理程序”创造条件。

澎湃新闻“影子调查队”的“特供酒”暗访报道，在发布前主动联系涉事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转交调查证据，5家涉事企业被立案调查，次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部署全国综合治理。这些成熟的范本，背后是无数次实践积累的专业直觉。

笔者观察到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监督实践正在从“发现问题—曝光问题”的单向链条，升级为“发现问题—曝光问题—推动整改—形成制度”的完整闭环。有节目组的思路很清晰：目的不仅是解决个案，而是通过解决群众“一件事”，推动形成一项制度，进而解决“一类事”。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们一定也经历过无数次的试错与摸索。

媒体需要被允许有一些不那么完美的尝试，有一些在边界上的探索。让媒体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引下，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在实践中反复锤炼，及时复盘每一次报道的得失，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误教训，建设性的能力和经验才能从中生长出来。

当然在实践中推进建设性监督，媒体也必须要处理好几个关键问题。

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健康的、建设性的舆论监督报道，虽然内容是批评和曝光，但目的是推动问题解决，实际效果是解决了问题、改进了工作，给人以信心和希望。舆论监督绝不是煽风点火，而是找准火源、及时救火，不是单纯“找茬”“揭短”，而是改进工作、推动落实。

三、未来竞争的不是流量，而是治理连接能力

很多人把媒体系统性变革理解为技术升级、平台建设、数据治理、AI应用。但技术回答的是媒体如何生产内容，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回答的是媒体核心能力是什么。前者决定效率，后者决定价值。

过去十多年，媒体行业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个新热词：门户、客户端、中央厨房、融媒体、AIGC、大模型、智能体。这些都很重要，但它们解决的都是生产方式问题。而舆论监督解决的是存在价值问题。

媒体这些年不断在寻找新的生存方式，以前靠渠道，后来靠平台，再后来靠技术，但似乎总在追赶，总在被替代。现在回过头看，真正无法被替代的，可能还是调查、监督、连接治理这些最传统的核心能力。

渠道会被替代，平台会被分流，技术会被追赶。即使高喊AI要淘汰行业，但AI不能取代调查，即便AI本领再大，也无法像人一样去追寻真相、叩问是非。当平台越来越擅长分发信息，AI越来越擅长生产内容，媒体真正不可替代的能力，恰恰是发现问题、调查问题、推动问题解决。

这种能力既需要专业积淀，也需要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不是技术可以速成的。在媒体系统性变革背景下，舆论监督不是边缘能力，而是核心能力。

平台擅长连接用户，算法能把信息精准推送到亿级终端，但平台无法嵌入本地治理链条，无法持续推动一个具体问题从曝光走向解决。媒体擅长的是连接治理——连接舆论场与治理场，连接群众诉求与政府回应，连接问题发现与制度完善。

前者决定传播效率，后者决定治理效能。这两种能力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但在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后者的稀缺性正在上升。

这一点，在地方媒体的实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四、不仅考验媒体，也考验治理环境

说了这么多，一个最现实的质疑无法回避：说得都对，但发不出来怎么办？

这确实是很多一线记者的真实困境。如果把监督之难全部归结为媒体能力不足，显然是不完整的。有从业者甚至悲观地认为，与其谈监督，不如让媒体退出治理体系。

这个看法很尖锐，也确实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从业者的真实处境和内心感受。但笔者想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让媒体“退出治理体系”是否真的可行？现实中，媒体与治理的关系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已经客观存在。一条关于消防隐患的报道会引起相关部门连夜排查，一条关于食品安全的暗访会触发全国性专项整治。媒体不参与治理，不等于它对治理就没有影响。更常见的情况是，不做监督的媒体并没有退出治理体系，而是从“建设性参与者”变成了“传声筒”或“旁观者”。

其次，那些做得好的地方，恰恰不是媒体单方面“硬闯”出来的。湖州《看见》能“20点播出、21点研究整改”，是因为市委市政府把它视为“推动工作的利器”，不少线索是职能部门自己上报的。浙江《今日聚焦》能持续十年，离不开历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关心支持。杭州市构建起以《公述民评》电视问政为主平台、《我们圆桌会》等为子平台的“1+7+N”民意互动平台，只要涉及重大政策，市政府一定会考虑通过节目听取民意。

反过来看，监督实效也在改变一些官员的认知：最初参加节目时“总担心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事”，后来主动说“这样的节目还要再搞”。

舆论监督是一面镜子。它照见的不只是媒体的专业能力，也照见一个地方的治理能力。一个地方如何看待舆论监督，决定了媒体能不能监督，决定了问题能不能被发现，决定了群众声音能不能被听见，也决定了治理体系能不能形成自我纠偏机制。

当我们讨论舆论监督时，讨论的已经不仅是媒体要不要监督、敢不敢监督、会不会监督。它检验媒体是否还拥有发现问题、推动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检验一个地方是否愿意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完善制度。

五、地方媒体真正的护城河

过去很多地方媒体困惑：平台打不过，流量抢不过，全国影响力做不出来。但换个角度看，地方媒体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它离治理最近，离群众最近，离问题最近。

如果说过去媒体的核心价值是传播信息，那么今天媒体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可能是连接舆论场与治理场。《今日关注》《看见》《今日聚焦》《向前一步》本质都不是在做传播，而是在做连接。

湖州《看见》每周三期批评报道雷打不动，选题切口并不大：废弃线杆、消防隐患、黑臭河道，都是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更关键的是在一些共性问题上实现了从“就事论事改”向“举一反三治”的转变。而它正在推进的从“监督”到“共治”的迭代，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当一档监督栏目的目标从“曝光问题”升级为“推动共治”，它就不再只是媒体的栏目，而是城市治理的基础设施。

北京《向前一步》、湖南《为民热线》、内蒙古《雷蒙帮忙团》的共性，不在于报道写得多精彩，而在于它们成为了本地治理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群众有问题找它们，政府部门推动工作也找它们。

地方媒体最大的优势从来不是传播能力，而是服务地方治理。央媒的权威性更高，平台的流量更大，AI的生产效率更高，在这些维度上，地方媒体几乎全输了。但有一个东西别人拿不走：它在本地治理链条里，这是平台永远没有的能力。

地方媒体不需要成为“小号的新华社”，它需要成为的是当地治理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那个角色。这个角色，靠“异地揭黑”做不到，只有靠扎根本地的建设性监督才能实现。而这种能力的养成，更需要常态化的监督实践作为土壤。跑道踏出来了，方向自然就正了。

结语

当再被问起：舆论监督还能不能救媒体？笔者答案是：它救不了过去的媒体。无法让纸媒重新辉煌，也无法逆转传播格局的变化。但它能够帮助媒体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个始终与用户站在一起、能够推动真问题解决的媒体，永远不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舆论监督不仅是新闻功能，也是治理能力。

一个成熟的治理体系，不会因为监督而削弱权威，恰恰会因为监督而增强公信力。而这份公信力的获得，需要媒体在常态化的监督实践中去磨练业务、贴近需求，最终找到那个监督与治理之间的平衡点。

这或许正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背景下，新闻内容生产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