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到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我国主流媒体的改革发展走过了十年探索之路。这十年间，顶层设计经历了从全媒体传播格局到全媒体传播体系再到全媒体传播工程的持续深化，主流媒体在跨媒介、跨地区、跨行业的融合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初步构建起从中央到区(县)四级融媒体与政务新媒体协同发展的传播格局。

从媒体融合到系统性变革，不只是概念的演进，更是实践逻辑的深刻转换。它要求主流媒体跳出流程整合的线性思维，以系统观念统筹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在平台化、智能化、治理化的多重语境中重构自身价值。可以看到，主流媒体上个十年间在商业平台上“借船出海”获得了流量，却也在平台逻辑的裹挟中逐渐失去了与用户连接的主导权。一边是商业平台手握算法、数据和分发规则，一边是主流媒体在内容生产和价值引领上的使命担当，这对矛盾正成为制约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核心张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本质上是在依附平台的困境中重建主流媒体的主体性。唯有守住这份主体性，系统性变革才能真正释放生产力，让主流媒体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挺立潮头、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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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意义

(一)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阵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主流媒体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力军，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主战场，各种思潮交流交融交锋加剧，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复杂挑战。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就是要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通过机制创新和技术赋能使主流媒体在多元舆论场中始终保持主导权和引领力。主流媒体应成为数智社会的“神经系统”，通过价值对齐确保大模型等新技术不偏离主流价值观，从源头上筑牢意识形态防线。只有通过系统性变革，主流媒体才能在众声喧哗中站稳脚跟，在复杂舆论场中发出最强音。

(二)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融合从一开始就承载着政治沟通与群众路线的重要使命。研究表明，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价值逻辑核心在于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媒介化社会，“传播即治理、治理即传播”正在成为常态。主流媒体通过搭建多元对话平台、整合社会资源、激活公众参与，正在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扮演着社会对话的组织者、社会冲突的减压者、社会协同的链接者等多重角色。系统性变革的目标正是要进一步提升主流媒体在治理资源凝聚、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能力，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推动媒体自身高质量发展，重塑传播逻辑。历经十年融合，主流媒体基本完成了内部流程再造和渠道拓展，但单纯依靠“加法”的融合模式已显疲态。正如“传播调适”理论所揭示的，主流媒体需要在平台逻辑与制度目标的双重张力下，从“流量争夺”转向“认知争夺”，从无限扩张转向策略性减重，在“组织—用户—平台”的耦合场域中实现结构再组织。系统性变革正是推动主流媒体从媒介整合走向结构调适的必然选择。通过重塑传播逻辑，主流媒体可以实现从规模扩张到价值引领的跃升，在激烈的传播竞争中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是媒体融合的宏观目标，而系统性变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施工图。媒体融合十年形成了从中央到区(县)四级融媒体加政务新媒体的总体结构，基本达到了党中央提出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的要求，但四级媒体发展不平衡、部分媒体融合流于形式等问题依然存在。系统性变革强调“系统性”，就是要统筹各级各类媒体资源，打通横向壁垒和纵向隔阂，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与此同时，在全球化传播语境下，主流媒体还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使命，这同样需要通过系统性变革来增强内容竞争力与平台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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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面临的挑战

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主流媒体在融合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从外部看，平台逻辑正在重构整个传播生态，算法决定内容流向，用户被商业平台圈占，主流媒体在“借船出海”中逐渐失去主动权；从内部看，媒体机构的观念还停留在过去，体制还卡在中间，技术跟不上去，内容在流量和品质之间左右为难。这些问题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单靠修修补补已经解决不了。

(一)思想观念滞后，对媒体功能的认识仍停留在传统角色上

部分主流媒体对自身功能定位的认识还没有跟上时代要求。长期以来，媒体被视为单纯的信息发布者，而对其作为治理参与者、综合服务平台的角色缺乏足够认知。主流媒体应当拓展自身功能，从单一媒体向综合平台转变，成为赋能社会治理的生态系统。现实中，不少媒体仍然固守传统思维，把融合简单理解为开设账号、建设客户端，缺乏对用户连接、数据运营、服务延伸的深度思考，结果导致融合流于形式、效果大打折扣。

(二)体制机制僵化，组织架构不适应全媒体生产要求

媒体融合十余年，许多媒体虽然成立了融媒体中心、“中央厨房”，但内部部门之间的壁垒依然严重。按媒体类型划分二级机构的传统模式——报纸归报纸、广播归广播、电视归电视——导致资源分散、协同困难。项目制、工作室制等灵活机制尚未普及，采编人员仍然被束缚在僵化的科层体系中，难以激发创新活力。刘鹏的研究发现，部分主流媒体之所以出现“不主流”现象，根源就在于体制机制僵化、观念创新乏力，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传播环境。

(三)技术应用存在短板，自主平台薄弱、核心技术缺失

在平台化时代，技术能力直接决定传播效能。然而，多数主流媒体在技术研发上高度依赖外部公司，缺乏自主可控的智能化平台。数据是未来竞争的核心资源，但当前主流媒体普遍面临自有数据短缺、算力不足、大模型攻坚能力弱等问题。一些媒体虽然建设了客户端，但由于用户体验差、内容吸引力不足，陷入了“有端无客”的尴尬境地。与此同时，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制约了主流媒体在智能化浪潮中掌握主动权的能力。没有自主可控的技术平台，主体性就是一句空话。

(四)内容生产陷入困境，核心能力弱化、专业价值流失

在流量逻辑的冲击下，部分主流媒体片面追求点击率、转发量，导致内容生产出现“泛化”倾向：热衷于追逐热点、制作短视频，却在深度调查、舆论监督等核心专业领域投入不足。大批专业精英离开新闻业，年轻人才更多掌握多模态传播技术而缺乏真相发掘能力，导致新闻专业价值被稀释。此外，人工智能的兴起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带来了“AI幻觉”风险，无法替代记者到现场、做调查的独特价值。如何平衡流量与品质成为系统性变革中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

(五)平台依附困境难解，媒体主体性遭遇侵蚀

在“借船出海”策略下，主流媒体纷纷入驻抖音、微博、微信等商业平台，虽然短期内获得了流量，但也面临着用户数据、分发规则被平台掌控的风险。喻国明等提出的“传播调适”理论揭示了这种结构张力：媒体组织必须在平台规则与制度目标之间反复博弈，往往只能被动适应算法偏好，难以构建自主的用户连接。一旦平台政策调整或算法改变，媒体辛辛苦苦积累的粉丝和影响力可能瞬间流失。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选题策划要参考平台热搜、内容生产要适配平台调性、效果评价要依赖平台数据时，媒体的主体性就在不知不觉中被稀释了。失去用户连接的主导权，也就失去了定义自身价值的主动权。如何平衡自主平台建设与第三方平台利用，如何在借力的同时不丢掉“主心骨”，成为系统性变革必须回答的根本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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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建议与对策

可以说，主流媒体需要的不只是一两项技术升级或机制微调，而是一场覆盖理念、体制、技术、内容、经营、评价、关系等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这场变革既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也要有久久为功的韧劲；既要靠媒体自身的探索突破，也需要政策环境的支撑保障。变革就是为了让主流媒体在系统性重构中找回主动权、锻造核心竞争力、筑牢主流舆论阵地，以下对策建议正是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的。

(一)深化思想认识，明确主流媒体的新定位

推进系统性变革，首先要在认识上取得突破。主流媒体应当超越信息中介的传统定位，确立起数智社会神经系统、国家治理主体的双重新角色。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媒体作为意识形态阵地的基础功能，坚持党管媒体原则，确保正确导向；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展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将内容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主流媒体应当成为赋能社会治理的综合服务平台，在服务中重构价值。

(二)创新体制机制，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的组织结构

需要打破按媒体类型划分的科层结构，推行以项目为中心的事业部制或工作室制。通过整合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围绕特定领域或任务组建跨部门团队，实现快速响应和灵活运营。从实践角度看，项目事业部制能够打破部门壁垒，激发员工创新活力，促进业务协同发展。同时，要改革内部管理流程，赋予内容团队在选题、采编、发布、运营等环节更大的自主权，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做决策。内容生产机制的重建实质是编辑部权力重构，只有资源向创作者流动，才能实现可持续繁荣。

(三)强化技术赋能，打造自主可控的智能化平台

技术是系统性变革的基石。主流媒体应当加大技术投入，重点攻关大模型价值对齐、区块链确权、数据中心建设等关键领域。建议分层分级建设全国主流媒体数据系统或算力中心，打通数据孤岛，形成数据资产。与此同时，要优化自主客户端体验，通过个性化推荐、场景化服务提升用户黏性，逐步摆脱对第三方平台的过度依赖。在技术路线上，必须坚守主流价值观，防范算法偏见和“信息茧房”，实现“智治”与“善治”的统一。

(四)聚焦核心内容，重塑内容评价体系

内容生产是主流媒体的立身之本，也是系统性变革的核心地带。当前的问题在于，流量逻辑冲击下，不少媒体在“泛内容”生产中稀释了专业价值，深度调查、政策解读、舆论监督等核心能力反而弱化了。主流媒体要从流量追逐回归价值引领，把资源投向最能体现专业门槛、最能回应公共需求的领域。记者要到现场去，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发掘真相；编辑要沉下心来，在众声喧哗中把准方向。与此同时，内容形态也要创新，数据新闻、交互产品、沉浸式报道等新型叙事方式该用则用，让主流话语既有分量又有流量。内容转向需要评价体系同步跟进。过去那种单纯以点击量论英雄的考核方式，已经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新的评价体系应当涵盖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四个维度，既看传播效果，也看专业成色。

建议引入一套可操作的新闻专业标准：五要素全不全、有没有现场采访、涉及不涉及公共利益、是否开展舆论监督、采访对象是否多元——这些指标应该对流量考核形成有效补充。只有让评价指挥棒转过来，采编人员才能从“唯流量”的焦虑中解放出来，把心思花在真正该做的事情上。传播效能与价值引领的统一，最终要落在每一篇报道、每一个产品的专业品质上。

(五)统筹内外关系，在开放中重建主体性

系统性变革要求媒体处理好内外多重关系，而所有这些关系的处理最终都要服务于一个目标：在平台化时代重建主流媒体的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就是媒体能够掌控自己的用户连接、主导自己的内容分发、定义自己的价值标准。在内部，要统筹好与宣传部门及其他部门的关系，争取组织人事、分配体制等关键领域的政策突破，为媒体自主发展创造制度空间。在外部，要处理好自主平台与第三方平台的关系。一方面，集中资源打造自主可控平台，真正把用户数据、分发规则掌握在自己手里，形成纵向四级穿透、横向部委联动的综合服务网络。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商业平台触达用户，但必须明确“平台是渠道，不是主人；‘借船’是为了‘造船’，不是为了永远在别人的船上”。建立四级媒体联动机制，中央级媒体着力标准引领，省级媒体推进资源共享，市级媒体强化在地服务，县级媒体深耕基层治理，形成覆盖广泛、协同高效的传播生态。只有当主流媒体重新成为传播链条的主导者时，系统性变革才算真正开花结果。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研究室主任)